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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8日 星期四

唔好預我 [壹週刊 - 1457 - 專欄] __,M1,

坐看雲起時唔好預我中國走向極左,「改革開放」正在萎縮倒退,對香港的態度也在逐步收緊。「一國兩制」的螺絲,愈擰愈像中世紀的「西班牙頸圈」一樣,收緊螺絲, ...






坐看雲起時

唔好預我

中國走向極左,「改革開放」正在萎縮倒退,對香港的態度也在逐步收緊。「一國兩制」的螺絲,愈擰愈像中世紀的「西班牙頸圈」一樣,收緊螺絲,令香港人窒息。

當香港一些年輕人說:「我是世界公民」的時候,會被指「不愛國」,因為,不,在這個偉大的時代,你必須是中國人。

但同一個中國,在瑞士的達沃斯經濟論壇卻以「自由貿易」、「捍衞全球化」的先鋒而自居。然而,所謂全球化( Globalisation),由柏林圍牆拆毀開始,歐盟進一步擴張,移民更自由流動,不就正是佐證了國家邊界的逐步消失,民族主義更應式微,從此並無這國人、那國人,在全球化之下,應該都是「世界公民」?

如果中國真是「全球化」的先鋒,對抗此時冒出反全球化的美國狂人總統和英國退歐公投的選民,則在邏輯上,「中國人」這個名詞和意識,即使不是消失,也應該在減少和淡化之中。中國人應該挺身而出,第一個叫出「我是世界公民」,因為以「全球化」的大趨勢,以一帶一路擴張的速度,以中國貨在世界的消費面積比率,中國人應該就是第一批「世界公民」。

但為什麼對外中國的領袖在瑞士裝扮出「全球化」的國際主義先驅形象,卻對內在大陸和香港,進一步推銷更激烈的民族主義?

這個問題,香港的偏狹而膚淺的華文傳媒,不懂怎樣回答,中國政府不會告訴你。而特首林鄭月娥,雖然時時去北京「述職」,而又以香港領袖的身份出席瑞士達沃斯經濟論壇,但對於這等「第一流管理隊伍」的所謂中環精英,這個矛盾問題更是一片空白。

為什麼?這就是「全球化」的偽善所在。自柏林圍牆倒塌開始,西方的左翼社會和知識分子就由反對可口可樂、麥當勞、蜆殼石油、萬國寶通等跨國企業的全球壟斷,開始改變態度,漸轉為對全球化的頌揚歡呼。

在一九八九年之前,美國和西方的左翼,我親眼目睹街頭示威、學院抗議,大罵:「全球化即美國化( Globalisation Means Americanisation)。」這些白人左派,還有許多第三世界在西方留學的學者攀附,形成一股反全球化的理論大軍,因為他們的內心憎恨冷戰時代由艾森豪、尼克遜、列根等共和黨勢力主導的工業美國,他們一口咬定,全球化就是美國的「新帝國主義」( New Imperialism)。

然而,九十年代末,當「中國製造」的廉價貨品,與美國的高科技金融經貿霸權開始苟合,漸共融為一體,這些一度抗議全球化的西方左仔,忽然發現他們享受到中國加入之後的「全球化」的好處:美國的 99cents Shop,英國的 Primark廉價百貨店,一切牛仔褲 T恤、車胎和玩具都由中國製造。這個時候,因為克林頓上台,吸納中國進入 WTO,西方的精英與美國的共和黨右翼如基辛格之類合流,開始了對西方利益的一場大叛賣。

千禧年之後,你再聽不見這等左仔再大罵「全球化」了。相反,美國名記者柏克說:「拒絕全球化即拒絕日出( Rejecting Globalisation means rejecting sunrise)。」反麥當勞和蜆殼石油的那些西方白左和無政府主義者,全部收口,改變立場,歐盟拓展,歐洲的大議會成為一個全球化的小大政府。美國西方的工業搬遷到中國,剝削西方左派一度垂憐的中國廉價勞工。由此時起,西方的左派就撕掉了偽善的面具,他們成為歐盟和許多 NGO的官僚,吃香喝辣,到處出席國際會議,住五星酒店,像法國大革命前的貴族階層,他們與買不到麵包的巴黎平民脫節,所謂精英知識分子,背叛了十九世紀以來的初心。

今日的全球化,造成貧富空前差距,但精英知識分子去了哪裡?五十年代當資本主義跨國工業蠶食拉丁美洲和非洲,有一個敢拿起槍來對抗的知識精英哲古華拉。今天面對全球化造成的巨大貧富懸殊,他們顧左右而言他,只專注什麼「同性戀婚姻合法化」、 Me Too之類的雞毛蒜皮,進而小事化大。當香港的李柱銘先生不滿美國和西方為何對中國的人權愈來愈不敢說話,我想提醒一片好心的李先生:他當年積極游說克林頓批准中國加入 WTO。但當全球化由中國加入、成為另一股東,而美國西方更蒙受廉價勞工的利益,西方的精英分到華爾街的花紅、跨國企業的中國訂單,而中國絕不會因產生一個所謂的中產階級而迫使共產黨政權「民主」——克林頓的西方政府高估了中國的人種質素,以為中國人與法國革命後的西方民間有同一訴求——當克林頓西方精英集團對自欺欺人的自瀆式性幻想投射落空之後,才發現中國不只用血汗工廠奪取了他們的市場,還竊取了科技而製造出山寨版的科技通訊產品,進而用大數據反控西方,在這個時候,西方除了向中國引入投資移民、炒高溫哥華多倫多和雪梨的房地產之外,在不斷向中國乞求更多的訂單時,請問西方何來膽量挑戰中國的人權?如果我是中國,我此時加緊壓制人權,又何需理會西方國家愈來愈偽善而微弱的抗議?

法國在革命前的貧富懸殊,以攻打巴士底監獄而爆發。美國的貧苦無產階級,選出了特朗普,有如二十一世紀的巴士底監獄。特朗普言談粗鄙,形象卑猥,但有如無產階級,用推測直接與基層對話,這不是最精純的無產階級民主嗎?但上了位致富的精英,就說這不是民主,而是民粹,這就是林鄭月娥所說的「精英心態,雙重標準」,林鄭沒有講錯。

沒有人喜歡特朗普的形相,但特朗普是一種症候。如果這個狂人之坐大而進駐白宮,是個肺癌的腫瘤,那麼長期吸煙的病人才是腫瘤的原由。但現在西方的精英卻繼續吸煙,認為吸煙沒有錯,卻同時想全世界一起詛咒那堆癌細胞。

不錯,特朗普這個腫瘤很可惡,但為何堅持吸煙是有型而正確呢?這就是我鄙視左膠、連帶他們的 Me Too,以及一小撮黃面孔讀了半吊子破書而學舌妖言惑眾、仰拾西方左膠唾液的傳媒社論主筆與學院偽精英的理由。「五四運動」之後,就是這種半生不熟的中國文人趕時髦,認為當時西方風行的馬克思主義是世界亦即中國的希望。衰了一次,還想再來。

你蠢不要緊,累你全家,累你這個民族再重蹈愚昧的火坑,恭喜你,你一路走好, Don't count me in,在這個問題上,我確實是置身事外的世界公民,哈哈,千祈咪×預我。

撰文:陶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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