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中東之行，一般人留意的是，卡塔爾擬送他一架約值4億美元的飛機。一方面是卡塔爾出手豪爽，另一方面是特朗普欣然接受，在美國和國際社會裏，引起卡塔爾賄賂、特朗普貪婪和美國法律會怎樣反應的爭議，這都顯示出特朗普政府的特色，利益（包括個人利益）可以左右外交戰略、政府政策，可不惜觸犯法紀，典型的商人政府，不再是民主法治和精英治國。
在特朗普之前，美國的中東戰略，當然是以維護以色列的國家利益為主，但還是美國主導，在中東布置強大的軍事力量，保證對當地石油經濟的控制。政治上有所偏頗，但總體上平衡當地各方勢力。雖然伊朗宗教革命形成的革命政權，威脅美國在當地的控制，因而導致一系列的戰爭，包括兩伊戰爭、美國入侵伊拉克、敍利亞內戰，可是美國仍想讓沙特阿拉伯與以色列建交，來建立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和解、地區共治共存，以此抗衡伊朗等反以勢力的發展。
拜登政府時期，因美國石油、天然氣自足，轉向出口，與沙特等有海外市場競爭的矛盾，美國對沙特等有所疏遠，對中東的戰略作用有所忽視。可是沒有像在歐洲，為了爭奪歐洲市場，排斥俄羅斯的油氣供應，引發烏克蘭戰爭。特朗普親猶太利益，表現在第一任期內承認以色列首都為耶路撒冷，第二任上任後更大力支持以色列的加薩行動，不管是否種族主義。
今次中東之行，特朗普在行程前後全然不理以色列，連傳統必訪以國的習慣也不顧，全面依照沙特及海灣諸國的要求行事。表面上是為了各國提供龐大的軍購與在美投資，商人政府可以為了錢（包括特朗普家族的商業利益）而捨棄美國原來的戰略，拋棄以色列。除阻止以色列攻擊伊朗，紓解伊朗的壓力，更放棄對敍利亞和也門的攻擊，讓中東由以色列在美國支持下，可全面控制地區政局的趨勢逆轉。
這顯然是沙特的「賄賂」成功，但特朗普這樣的戰略大改變，卻是回歸到美國原本的戰略。除凸顯特氏的最後個人決定外，便是美國政府內部原有戰略與利益集團的重新掌權，特朗普成為戰略轉變的催化劑。特朗普的個人化政治，因缺乏清晰意識形態與組織化政治機器的支持，便容易被國內外戰略利益集團利用和操縱。
特朗普變成各方利益爭奪對美國政策控制的競爭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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