傘運期間一名梁姓男士被警察毆打，林律師循民事起訴有關警員，最後律政司以 18.9萬元和解，這是第一宗佔領期間成功向警方索償的案件。
非常人語
有一種初衷叫唔化 林耀強
回歸二十年，五十年不變承諾（香港壽命）過了五分之二，香港人心未回歸，多少因為二十八年前那件事。
林耀強是今年六四晚會焦點人物，上台講屠城，對今日強國紅旗下很多強人紅人來說，執着二十八年前歷史叫唔化，他堅持以不變應世人萬變。早年加入中大學生會、學聯，上京見證解放軍殺人，到後來做政務官及人權律師，一脈相承改變世界，拯救地球。
他道：「我能夠入大學，比很多人幸運，我有條件幫其他人，當時最直接是對不公義的事出聲，對我來講很順理成章。
我們那代人可能都是這樣，我年輕時有個很靚仔的歌手，那首歌的歌詞說：『路上我願給你輕輕扶，你會使我感到好驕傲。』」
如今 90後、 00後未必知道陳百強及其作品《喝采》；他們也有所不知，香港人曾經很美麗。
「以前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很緊密，我阿媽打仔，隔籬鄰舍會做架樑；現在去到天水圍，人與人之間很疏離。」
後來林耀強當上律師，替工人追討賠償，近年幫傘運被補者及被毆者打官司，為的除了權益，還有老土的人情。
人權官司收入遠遠比不上收購合併、買樓離婚，四十九歲人這叫唔化，可惜唔化的人愈來愈少。
人物兩個字，一橫一直，橫看直看林耀強也不像中大工商管理系出身，只怪他當年一見取錄二話不說三扒兩撥來吧我什麼都應承，他懺悔道：「很慚愧讀了這科。我無意冒犯我的同學，不過我認為年輕人在他一生很美麗的那幾年讀工商管理──工商管理簡單來說是職業培訓──我認為很可惜，當時我完全提不起勁去讀。」
如今中大讀三年，那年頭要花四年，他一共唸了五年，因為留級。「第五年我不敢告訴家人，想辦法好像正在工作地拿錢回家，但其實我還在上學。當時很深刻的感覺，我住在宿舍，朝早同學搭火車到大學站，我就在大學站上車出去上班。」
兼職做營業員，主力搞學運，八六年去上海、南京參與中國學潮，中大四改三、八八直選都有他的身影。「當時參加社會運動原因十分簡單，我認為世界應該好些，我亦相信自己參與可以令世界好些。」
剩一分熱仍是要發光，抓緊美好。「一開始做學生會已經在范克廉樓睡覺。范克廉樓是中大學生會所在地，很久不回家一次，拖又沒怎麼拍，堂更加不上，只要一有運動便完全投入，廢寢忘餐，睡覺也在學生會，起身也是學生會，涼也不沖，我不是很喜歡沖涼，有時可能返回宿舍沖涼。」
八九年擔任學聯代表會主席，到北京支持民運，同場還有個記者叫梁美芬，六四血腥鎮壓，梁小姐有份寫成見聞錄《人民不會忘記》，她可沒保證作者不會忘記。「梁美芬對我來說永遠是一個謎，在范克廉樓長大的人，大家（應該）共同擁有一些相同的價值。」
八五年梁美芬擔任《中大學生報》副總編輯，師弟林耀強說起她，只有一聲聲嘆息。「二十幾年後，看見梁美芬變成現在這個狀況，我解釋不到，我經常問同學發生什麼一回事，我想我不是合適的人去解釋這個化學變化。」
將一聲聲嘆息，化作生命力，激情轉化為細水長流，八九民運如是，雨傘運動也如是。「我無法想像曾經去金鐘或旺角支援雨傘運動的人，有一日變成了梁美芬或梁振英的 fans，只是今日未必好像二○一四年走到最前，但當時大家共同擁有的價值，我認為種籽已經埋下。」
上述都是他長大後的分析，當年屠城後只懂躲在學聯會所避世。「兩、三點起床，起床不知做什麼。我記得當時一天吃四個漢堡包，這是最省錢的方法。涼就很少沖，我自小很少沖涼，亦不知為什麼人要經常沖涼。」
率性而為
似朝陽正初升，你要自信有光明前路，林耀強畢業後繼續當營業員，收入甚豐，九一年更做了「樓奴高美斯」。他率性已極，當時那刻沒打算當律師，卻賣掉房子到港大唸法律。每週又跑到附近六四吧買醉，跳到桌上講英文，爛醉時說普通話，最後唱《國際歌》，血液裡面除了酒精，還有六四。
畢業後打算負笈英倫，再回港大教書，繼續拯救地球大業。「讀法律的人都趕着出去搵食，沒幾多人返回校園做研究及教書，我很想好像陳文敏，除了作育英才，間中𡁻吓特區政府，認為可以做到一些貢獻。」結果只有倫敦大學取錄，他索性英國也不去。這決定是理性還是任性？「分辨不到，我三十歲前都好像很任性，不喜歡便不工作。當時適逢政府請我，我就做」
他倒說得輕鬆，政務官啊，尖子玩意，豈是易當。「當時想法很簡單，做政務官，搞搞政策，應該都可以拯救地球，做到一些事。」怎料終日校對公司註冊處加價文件，悶出鳥來。「對了一輪，我忍不住問阿 sir，這些秘書對都可以」阿 sir答道：「不可以，這些要登憲報，你對！」
阿 sir是誰？「我是財經事務局，所以我跟 Rafael Hui（許仕仁），而家坐緊監。」林耀強除了校對，還要翻譯什麼顧問報告書。「光陰就是這樣流逝，過程很能夠消磨意志，第一薪高糧準，吃飯吃一、兩個小時，令人很吸引很留戀，但我份人四個大字『賤命一條』，不適合做官，所以一年多便掟筆走了。」
政務官難以拯救地球？「我不能說在政府團隊裡面做不到工作，不能拯救地球，這個講法不公道，只是我的性格令我不能夠碌足十幾二十年（去到政策位）。有時要平衡一點，不能為了拯救地球什麼都做。」
任性？「我覺得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是理所當然的，不需要背負反叛或者任性的罪名。相反我們做一些自己很討厭很不喜歡的事，聲稱為了一個很遙遠的目標，我認為不是太好的方法去過生活，我覺得大家很多時說的無奈只是選擇，你不一定要做樓奴吧？你不一定要有很充裕的物質生活吧？」
為甚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歡笑的跑道。「九十年代大家揸住層樓發晒癲，我不需要考慮就賣了層樓，變成了幾年的上學生活費。我的同學九○年畢業，他們買賣了幾次樓，上岸兩三次；我四十歲都未有自置物業，我覺得沒什麼大不了。」
人生課題
後來當上爸爸，發現獨生愛女患上肌肉萎縮症，從此不一樣。「肌肉萎縮症是西醫無法治癒的疾病，所以我女兒從小未跑過，不能蹲下，身體肌肉勉強能夠抵擋地心吸力，但不能上樓梯，坐下不能自己站起，簡單來說日常生活都需要別人照顧。」
他希望讓女兒明白，即使殘障，人生也可以精彩，但首先說這話的人要接受此病，因此他見人便說。「差不多第一次見的人我都講，開頭五百次都不行，一講就爆（痛哭），現在應該說了一千幾百次，較好。」
女兒中學畢業去峇里旅行，他開綠燈，只差遣傭人貼身跟隨，妻子則住在隔籬酒店候命。女兒做暑期工，傭人固然跟身，又請了司機接載。「我跟她說笑，他日工作（薪酬）一定要養活到這兩個人。」
人生走到這個段落，就是令狐沖也瀟灑不起。「如果每個人生都有獨特的課要上，我女兒是我的老師。從小到大無論工作、讀書我是很率性的人，做 AO（政務官）不喜歡便跑了，三十歲前未認真工作過，無錢才找工作，有錢就不做。我女兒的出現讓我學習一些很多普通人與生俱來已經有的簡單素質，包括踏實地工作，照顧家人。當時沒什麼工作，就去考牌做律師。」
明日變遷怎麼可知道，何事悲觀信命數。「我份人是別人口中的 survivor（生存者），三十歲前不信命理，大家不帶錢落去灣仔碌，我都相信我長命過你。」為了女兒，四出拜師學風水八字，甚至改了名，如今工人索償，傘運有關人士吃官司，找的是林洋鋐律師。
「有人問我是不是八九年之後有些擔心所以改名，其實我在八九年之後再過二十年才改名。在我的生命軌跡裡面八九年當然是很重要的事件，但比較之下我女兒走入我生命裡面，是更大的課題。」
拯救地球
林耀強變得踏實，拯救地球任務不變，現在大部分工作關於工人權益、工傷賠償，有時義務幫忙。「他們全部很基層，接近八成案件是法律援助署案件，剩下兩成正在申請法律援助。」因此稱呼法援署署長做老闆。「他真是我老闆，我們全部案件都是他的，所以有朝一日邪惡勢力要趕絕我們，只要改變法援署的運作，我們便很難工作。」
每兩週到屯門譚駿賢議員辦事處，處理街坊個案，懷着信心解開生死結，雲霧消失朗日吐。「我很幸運多年來沒有委屈自己做很不喜歡做的工作，即使現在做律師，我很享受過程，沒有能力打官司的人，我幫他們打官司，比起做商業律師，做 IPO（企業首次公開招股），滿足感大很多。」
例如有次元朗警方到區內某足浴店掃黃，拘捕一名性工作者，控告她經營不道德場所，事主向林律師求助。「警方可能急，去到那地方，當然希望抓到主腦，找不到，可能隨便看見一個人，便當她是，我們很多宗這類案件，最後去到法庭連堂費也拿了。這些案件我們雖然很多時盡量收取不成比例的律師費，但過程中果然能幫助她們，我覺得也是很大滿足感。」
撰文：陳勝藍
攝影：黃雲慶
news@nextdigita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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