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01：回歸25年以來，香港在整個中國的GDP佔比持續下降，陸續被上海、北京、深圳、廣州反超，以至於有一些聲音說，香港的重要性或者說對中國的戰略價值在下降。您因公常駐香港期間，也參加了香港回歸後的「一國兩制」實踐，退居二線回到內地，繼續推動兩地合作，怎麼看這個現象，香港對中國的戰略價值在哪裏？
曹二寶
一、兩個「更小」，更「變不了」
正如你所說，香港回歸以來這25年，有個現象備受香港、海外和內地輿論場關注，就是香港的經濟總量（GDP），早在1998年即回歸祖國翌年，就被廣東省超越；2010年起不到10年，又先後被北京（2010年）、上海（2013年）、深圳（2018年）和廣州（2019年）這四個內地「一線城市」超越；「十四五」期間，可能至少被十四個內地「二線」省市超越。香港GDP的國家佔比，更從1996年16.8％，滑落到目前不到2％。這些都是剛性數據，人們難免質疑香港對國家是否還有戰略價值。重温鄧小平經典論述、初學習近平「七一講話」，就掃除了這種疑慮。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是國家改革開放伊始和決定如期收回香港時，鄧小平就預計到：「四化建設，香港出了點力。以後甚至出力更小也有可能，但我們不希望小」；五十年後，「香港在整個國家經濟中佔的比重更小了」。他並指出了造成香港「出力更小」和「經濟的國家佔比更小」（簡稱「兩個更小」）的原因：「中國根基在大陸」，「不在香港」，「中國的建設不能依靠『統一』來搞，主要靠自力更生，靠大陸的基礎。當然還要實行對外開放，吸收外資，但主要以自力更生為主。」鄧小平認為，說「香港不能繼續保持繁榮」，「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的建設，這個估計不正確。如果中國把四化建設能否實現放在香港是否繁榮上，那末這個決策本身就是不正確的。」據此，他提出了「統一以後大陸不會向香港伸手」的原則，就有了香港基本法的特區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而不上繳中央和中央不在特區徵稅（第106條）等規定。
上引香港回歸祖國後這25年中，它的經濟總量被內地城市或省份超越和國家佔比急遽滑落的數據，印證了鄧小平的預測。當年他做這個預測時，並沒有動搖反而更堅定了他的這個著名宣示和承諾：「就更沒有變的必要」；「五十年以後，大陸發展起來了，那時還會小裏小氣地處理這些問題嗎？所以不要擔心變，變不了。」
鄧小平這裏宣示和承諾的「變不了」，就是他稱為「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習近平「七一講話」稱為「必須長期堅持」的「一國兩制」這個「好制度」；就是鄧小平稱為「成百年」不變、習近平「七一講話」稱為「長期不變」的「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做出「兩個更小」的預測並宣示和承諾「變不了」的同時，鄧小平就深刻指出，這個宣示和承諾，都是「鄭重」和「有根據」的。「鄭重」就是「說話算數」和「講信義」，鄧小平說這是「中華民族」和新「中國政府、中共中央」的「傳統」；是「泱泱大國」的「風度」、「尊嚴」和「準則」。「有根據」就是「這不是信口開河」，鄧小平說「而是考慮到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着密切的關聯」，「為了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目標，要更加開放。既然這樣，怎麼會改變對香港的政策呢？」
香港回歸祖國以來這25年，正值習近平「七一講話」稱為「祖國創造經濟長期平穩快速發展的奇蹟」期間，他讚譽香港為祖國創造這個奇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這些貢獻及其不可替代，集中體現在「十四五」和之前國家賦予香港的十一個定位中。其中，除了三大傳統優勢是回歸前就有的以外，八個新的定位，都是香港在回歸祖國後實行「一國兩制」和「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這25年中形成的。
國家賦港這八個新定位是：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十二五」賦港，2011年3月）、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以上「十三五」賦港，2016年3月）、國際航空樞鈕、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國際風險管理中心（以上「十四五」賦港，2021年3月）。這八個國家賦港新定位，就是「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25年最閃光的亮點，也是鄧小平當年預計香港「兩個更小」就更「變不了」的根據，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着密切的關聯」，最有說明力的證明。
二、一入一出，挑戰機遇
香港回歸祖國這25年中，國家有兩大變化，影響香港的全局性功能地位。第一大變化是所謂「入」：2001年12月中國加入WTO，時值香港回歸四年半。中國就從之前向世界開放，變成了與世界雙向開放；世界則從之前只對港澳開放，變成了也對中國內地全面開放。加入WTO至今這20年，就是習近平「七一講話」所說「祖國創造經濟奇蹟」的20年：中國經濟總量長期以兩位數增長，GDP排名達到世界第二了。但就國家佔比來看，香港經濟以其體量遠小於內地各個省區市或省會城市，更是國家整體經濟體量一個零頭，其多項指標在全國的排名，以至世界排名，都相對滑落，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
第二大變化就是所謂「出」：2014年國家資本和技術輸出首次超過輸入，中國輸出產能和技術的「一帶一路」（簡稱「帶路」）建設順勢起步，時值香港回歸17年。中國就從資本和技術的承接國，變成了輸出國；中國經濟亦從之前只「引進來」打造國內市場，向同時「走出去」開拓海外市場的雙向開放，或稱「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轉型。香港則以「世界各國各地區和內地各城市難以比擬和替代」的四大「獨特優勢」，即「區位優勢」、「開放合作的先發優勢」、「服務業專業化優勢」、「文脈相承的人文優勢」（香港首屆「一帶一路峰會」，國家領導人演講，2016年5月18日），參與和助力國家推動「帶路」建設，悄然提升自己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功能和地位」（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2015年11月）。
這兩大變化對香港的全局性功能地位，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作為香港傳統優勢的「國際航運中心」，就是最好的說明。中國加入WTO前，全球往來中國的集裝箱（港稱「貨櫃」），只能在香港裝卸，經由陸路水路進出中國內地；加入WTO後，往來中國的貨櫃，就可在中國任何港口裝卸了，無需經由香港。記得2005年我曾參訪當時已建成、正試運行的上海洋山港，得知其水深40米，而支撐貨櫃呑吐量世界第1-2名的香港9號、10號碼頭，水深僅18米，就意識到洋山港的貨櫃呑吐量，遲早超過香港。果然，自2016年起，香港貨櫃呑吐量就陸續被上海洋山、浙江寧波、深圳鹽田等內地港口和新加坡、越南等外國港口超越；世界排名也從第1-2名逐年下降，跌到了目前的第10名，還將繼續下跌。香港三大傳統優勢之一的「國際航運中心」，面臨挑戰。
而在中國資本和技術輸出超過輸入中，順勢起步的「帶路」建設，又給了香港這個傳統優勢以機遇。如香港在中國推動「帶路」建設中，是「國家開放格局的海上重要門户」、「位於全球最繁忙的國際航路」等，就是它在國際航運領域，為世界各國各地區和中國內地各港口難以比擬和替代的「區位優勢」。國際權威機構結合「城市綜合實力」公布的國際航運中心最新排名，香港仍是全球第四。香港在全球各個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更為貨櫃呑吐量先後將其甩後很遠的中國內地或外國所有港口，包括結合「城市綜合實力」而排名其前的新加坡、倫敦、上海等，所不可替代。如香港擁有全球1/10商船隊的所有權或管理權；聚集了世界800多家海運相關服務公司；是亞洲第一大國際船舶融資中心；也是世界第四大船舶註冊地，等等。
三、世界一流，中國之最
這是初學習近平「七一講話」的一點啟示。他在談及「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時，特別提及香港要「維護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其中「普通法制度」屬於「營商環境」；「國際聯繫」就是「國際化」。
一是，香港的營商環境國際一流。對此，習近平「七一講話」更用了兩個頂級讚語：香港的「自由開放雄冠全球，營商環境世界一流」。形象、準確描繪出「國際貿易中心」這個香港傳統優勢，經過回歸25年以來成功實踐「一國兩制」洗禮的今日風采。主要三方面：
（1）普通法系滲透西方的全球運行領域。數百年積累的司法判詞都是法律，全球普通法法庭均須依循。就使得人類經濟金融等不確性活動，有可能準確預判營商環境、減少投融資失誤、規避法律風險。這就是習近平「七一講話」表示「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保持普通法制度」的深刻考量。
香港可依法聘任外籍法官，是普通法系與大陸法系一個重要區別：前者的法官不限國籍。中資在海外遇到法律爭端，當雙方不願到對方國家提起訴訟時，多選擇普通法法庭。作為中國唯一適用普通法的地區，「十三五」已確定：香港是「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即使「修例風波」期間，香港訴訟和仲裁製度的全球聲譽未減還增：香港法庭裁決水平，世界排名仍是第三（低於倫敦、巴黎；巴黎適用歐陸法，普通法適用地區香港就排名第二）；香港名列全球五大首選仲裁地（低於新加坡、倫敦，高於巴黎、日內瓦）。
（2）語言通行全球各業態高端。英文早已不是「殖民地文化」，而是國際金融經貿法律醫學科學等業態高端的通用語言；高峰會議、高端交流和涉及商業秘密（不帶翻譯）的專業談判，都用英語；全球科學醫學等領域的創新思路或領先成果，都首發於國際權威英文期刋或文獻；香港的英語普及度，高於亞洲各國或地區。
香港回歸後，中文同英文並列為「正式語文」，加上普通話迅速普及，「兩文三語」（中英文和普通話、英語、粵語）是港人獨有的語言稟賦。就使得香港了解、研判世界各地營商環境，有明顯優勢。
（3）智產貿易領先亞洲。「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是「十四五」賦予香港的新定位。香港智權保護水平，接近西方最高水平的歐盟，超過新加坡。作為多份國際智權協議的締約方，香港智權貿易領先亞洲。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簡單稅制，為智權創造者即市場主體或企業家，尤其在初創階段，提供了智權貿易亟需的融資資源和減免稅負服務。香港是9,000家各國企業首選的商務據點，便利全球市場主體依法自由出入及運營。
二是，香港的國際化為中國之最。香港目前有外裔人口約60萬，全港人口占比約8.6%；其中歐洲各國公民35萬、美國公民8.5萬；外國領事館或國際認可機構125個：62個總領館、57個榮譽領館、6個國際認可機構；中國香港護照全球免簽國家地區172個，多於中國其他護照免簽地域；全球跨國公司在港總部或辦事處多達3600多家：歐盟駐港企業約2300家，都是全球總部；美國駐港企業1,300家（800家涵蓋了美主要金融企業），283家是全球總部，442家是地區總部或辦事處。美、英和歐盟，在香港都有其海外最大商會，等等。
香港中國同胞取得外籍，只要不申請變更國籍，仍是中國公民但在中國境內不受外國領事保護（約500-600萬），他們所持護照，國家和香港特區都視為旅行證件而非國籍證明；內地中國同胞則外籍和中國籍不可兼得。涉及在華外企的全國性法律《反外國制裁法》，不在香港特區實施。
鄧小平創制「一國兩制」科學構想時，就注意到香港的人口構成和市場主體最國際化這個特點，明確指示：「中國要維護香港作為自由港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響外國人在那裏的投資，在這個前提下，由香港，包括在香港的外國人管理香港。」又指示：「由香港人自己組成政府，不管是華人、英國人或其他人都可以參加，可以做政府僱員嘛，甚至成為香港政府的成員都可以考慮。」就在提出「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這個「港人治港的界限和標準」的著名談話中，鄧小平特別指出：「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是愛國者，當然也要容納別的人，還可以聘請外國人當顧問。」正是按照鄧小平這些指示精神，香港基本法界定的「香港永久性居民」這個「香港居民」中唯一有「治港」資格的「港人」概念，就包括了在香港「通常居住」滿七年的「非中國籍人士及其子女」。
香港回歸25年來，特區三個政權機關都有少量或小比例外國或外籍人，如政府律政司、警務處和立法會功能界別及法院等；組成政府和立法會的必須是「港人」、絕大多數是中國公民，但其中一些人有外國居留權；組成法院的未必都是「港人」更不限國籍；除了主要官員、立法會主席、首席法官等必須由「港人」中沒有外國居留權的中國公民擔任的職務外，「港人」中的外國或外籍人和有外國居留權的中國公民，均可擔任這三個政權機關的各級職務。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組織或國際會議，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的香港特區官員中，也有外國或外籍人。
三是，香港的簡單稅制和宜居條件，位居世界前列。香港稅制簡單，最吸全球企業家眼球：直接稅只有三項（物業稅、利得稅和個人薪俸稅），稅率低且有較高免稅額。如香港個人薪俸稅和物業稅均15%；利得稅按兩級繳納：首200萬港元是8.25%或7.5%，其餘是16.5%或15%，而新加坡的利得稅是17%；香港不徵銷售稅、消費稅、增值稅、股息稅、遺產稅和離岸活動利得稅等。
香港宜居條件亦居世界前列。如犯罪率較低、破案率較高（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醫療服務效率排名世界第一（全球評分87.3）和人均壽命最高（男82.9歲、女87.95歲），等等。
香港素有「紐倫港」美譽。不只因為紐約、倫敦、香港長期排名國際金融中心的「三甲」而香港行三，主要因為「世界一線城市」首榜的前三名就是這三個國際超大城市、香港長居第三。實際上，發達經濟體如「紐倫港」等，從未將GDP列為經濟發展目標；「世界城市」的等級劃線，也向來不以GDP而以營商環境和國際化為評定標準。而這兩個評定標準，恰恰就是習近平「七一講話」特別讚譽並說「中國政府完全支持」香港長期保持的兩個「獨特地位和優勢」：「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和「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
綜上，香港對國家戰略價值，就是鄧小平說的在「一國」和內地即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這「兩個前提」下，或習近平說的在「『一國兩制』的最高原則」即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這個前提下」，長期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香港這一戰略價值的衡量標準，不是GDP及其國家佔比，而是「世界城市」等級劃線的標準：營商環境和國際化。正如習近平「七一講話」指出的，香港「在構建我國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新格局中發揮着重要功能」，除了「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外，他特別指出香港還需「繼續保持高度自由開放、同國際規則順暢銜接的優勢」。其中「高度自由開放」就指香港的營商環境世界一流，「同國際規則順暢銜接」就指香港的國際化為中國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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