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哲學角度看，太陽每天都是新的，新世界、新大國和新中東既非昨天之複製，也非明天之鏡像，因為着實已經、正在並且還將發生變化，由此引發的力量與關係格局、體系與秩序態勢都呈現明顯的不確定性和強烈的可塑性。抽離具體議程來梳理美國與中東關係，也許比條分縷析拜登此行得失更有深遠意義。
首先，世界是新的。今天的世界處於百年未遇大變局、新冠疫情大流行、俄烏衝突大博弈的三重疊加岔路口，全球化進程遭遇嚴重挫折，大國合作進入歷史低潮，世界經濟全面下沉，國家關係脆弱易變，國際秩序混亂失穩，多數國家內憂外患……一言以蔽之，世界進入現代版的春秋戰國時代。在此背景下，中東只不過是紛亂江湖的邊緣和配角，是少有的可以預判不會引發世界大戰的「雞肋地帶」。
其次，大國是新的。二戰後形成的雅爾塔體系，確定大國共治的基本架構和法理基礎，達成以聯合國為平台、聯合國安理會為中樞、中美蘇英法五大國為核心的決定戰爭與和平的運行規程。但是，諸大國今非昔比——英法早已成為中等體量國家，美國走過巔峰呈現下坡態勢，蘇聯繼承者俄羅斯不僅經濟總量位居三流，軍力也有所下降，中國則逐步進入由強趨盛的上升軌道。對中美俄三大國而言，中東的價值和分量也呈現新表徵：美國消極維持存在，俄羅斯重點經略，中國逐漸進入佳境。
其三，中東也是新的。大國對中東的長久偏愛已被其他熱點移情，大國在中東的投入也在量入為出。中東的傳統地緣博弈依然是主體敍述和主流話語，但是，本土各大玩家已階段性精疲力竭，舊式恩仇正在消解演變，身份政治纏鬥疲軟退潮，新的縱橫捭闔正在演進。中東之新還在於，乍一看總體風平浪靜，細一看和平與發展的根本性共識並未達成，只是大國日益退為配角，區域力量擢升為主唱。
梳理了這些大變化，再來分析何以拜登中東之行無足輕重。冷戰結束後，美國與中東，從未如此薄情寡義且味同嚼蠟。克林頓兩任期間，幾乎把主要精力都投入中東和平進程，也取得重大斬獲；小布殊兩任期間，中東既是「民主化改造」的核心區域，也是美國試圖藉助兩場戰爭改寫地緣面貌的主要戰區；奧巴馬兩任期間，雖已啟動戰略收縮，但也視中東為戰略與外交基石而僅次於歐洲；特朗普雖在位僅一任且加快收縮，但畢竟把首訪殊榮贈予了中東。拜登此行姍姍來遲，時間和空間都排在歐洲和亞太之後，無人相信他重視中東。
反觀中東國家，也日益不把美國當回事。不僅因為美國實力下降，投入減少，資源回捲，還在於美國相當靠不住，其他大國的存在感反而逐步上升和增強。自2005年沙特國王阿卜杜拉改變習慣，不再將首次域外訪問標定美國而是拐向中國後，諸多中東領導人履新後也都將美國排除首訪之列。同時，隨着俄羅斯依託石油財富重返中東，美國盟友寧可在美俄間踩高蹺，也不願把所有雞蛋都放在美國籃子裏。至於宿敵伊朗，一直告誡美國「有多遠滾多遠」。
美國與中東漸行漸遠，還可盤點幾任美國總統政治遺產來旁證。克林頓有力推動了和平進程，包括見證巴以簽署奧斯陸協議，促成約旦和以色列媾和；小布殊繼續推動巴以「兩國方案」和平路線圖，還顛覆薩達姆政權而改變伊拉克權力結構；奧巴馬積極與伊斯蘭國家和解，達成伊核協議並領導60多國圍剿「伊斯蘭國」武裝；特朗普打破政治禁忌將使館遷往耶路撒冷，推出「世紀協議」並促成阿拉伯四國與以建交，還從海灣產油國敲走鉅額軍費和投資。
即便拜登任期剛開始，但已很難想象他會在中東實現前任那樣的外交、軍事建樹而留下可觀政治遺產，因為他心猿意馬，作為跛腳鴨式總統也着實無心無力。關鍵在於，拜登政府的戰略重點是歐洲和印太，戰略伙伴是歐洲和印太國家，戰略訴求是少花錢而維持美國霸主地位。而在慣看雲詭波譎、滿腹雜貨商盤算的中東梟雄們看來，有奶才是娘，美國不仁，我自不跟。
拜登此行註定不會有重大斬獲。以色列內部爭鬥如火如荼，政府垮台隔三差五，何況美以國家利益並不一致；巴勒斯坦位微言輕，只能做美國價值觀外交點綴換取支持而延緩被邊緣化態勢；至於曾被拜登辱罵為「賤民國家」的沙特，其領導人年初兩次拒接拜登「求助電話」，此番拜登放下身段為增長石油、維持制裁俄羅斯和遏制伊朗而來，背離沙特既定能源和外交政策，沙特政府肯定不會真心相許而為美國火中取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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