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祖國的確強大輝煌，但個人收入比蘇聯經濟崩潰，政治解體前還要少。比起上世紀八十年代美日商戰，日本陷入經濟蕭條之前，日本個人財富和收入的差距更大。那次美日商戰，日本最後屈服於美國強加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日圓從240兌一美元升至154兌一美元，導致日本上世紀八十年代經濟爆煲，之後陷入三十年的經濟蕭條的慘況。今次與美國貿易戰，中國最憂懼的是重蹈日本商戰之後經濟蕭條的覆轍。厲害了，我的國！其實外強中乾。表面中國強大卻不富有。人強國富，中國人民只有有限的自由，收入也低於臨難前的蘇聯和日本人民。人民不強也不富，國家更強大也只是個第三世界的水平。人民的財富不僅是金錢，還有自由帶來的財富，例如資訊和輿論自由帶來的知識財富。強大的中國人民缺乏這些金錢以外的財富，這國家怎會是富強！
都係矮仔多計，鄧小平高瞻遠矚，說要韜光養晦，習帝要是謙卑些聽這忠告，就不會搞到今日中國咁大頭佛！當我們人民的收入比蘇聯崩潰前還少，卻擺出君臨天下的霸氣，使歐美西方陣營連日本也震驚起來而反之。習帝不是上台耍威，中美對峙怎會淪陷到這地步！今次美歐日陣營對中國崛起對抗，近似當時美日商戰，列根總統對日本說：「你偷去我們的將來！」今天美歐日陣營，也不是中國崛起的威脅，令他們感到「將來快要被掠走了！」的恐慌嗎？西方突然驚覺，對中國馬上防範有加，從開懷擁抱到今天冷眼凝視，心態改變前後天同地比。這變化其實比改變更深遠，它是思想結構性的改變，是觀感上的paradigm change。西方陣營從友善到冷眼旁觀還帶點敵意，這時候中國要面對這國際驟變的新環境，又正好是國內百方待變的關頭，習近平選擇這時候做皇帝，是沒有更壞的時候了。
今天中國盛世，蘇維埃共產黨也有過盛世。從農業轉移工業化，利用模仿西方的產品和科技，蘇聯共產主義初期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也創造過經濟奇蹟。連諾貝爾獎大經濟學家Paul Samuelson當時都預測，到九十年代蘇聯經濟會超越美國。前蘇共領導人Nikita Khrushchev更對着西方舉中指說"We will bury you ! "。可知當時美國人有多驚青，幾乎對資本主義自由巿場經濟信念也起了疑心。因而湧現社會主義左傾思想，遺害到了今天，已成為西方精英大學意識形態的主流，那是後話了。
最後當然是歷史了。美國的擔心是多餘的，到上世紀八十年代，蘇聯模仿西方產品和科技的機械模式到了盡頭，產品在電子資訊科技推動下起了基本變化，他們跟不上西方知識，科技追不上了，產品沒有了創新不斷重複，最後被巿場淘汰，經濟崩潰，蘇聯瓦解。
蘇聯人民知識水準高，到產品和科技到了結構性變化就一敗塗地，為甚麼？結構性變化是個paradigm change，這是思想突破，浮現新概念巨變時刻，是trial and error最劇烈、失敗次數最慘烈的過程，沒有靈活變通自主自由，沒有各人根據自己處境應變，是做不來的。
西方自由國家在這大變靈活變通，工人和資本家不斷按巿場變化轉型，經過調整，西方成為前所未有強大的經濟體系。蘇聯專政集團控制，適應要動用的是整個國家，不是每一個人。一個國家難以有個人適應靈活，適應不了社會和經濟變形的paradigm change，往往是極權國家最大的考驗。
極權國家的問題是知識不靈通，當有極大變化的paradigm change時，抄來的知識和科技沒有其根本的思想結構，新的思想邏輯轉變成了另一種經文，縱使念念有詞亦不知所云，必然會出現知識斷層現象。巨變中難以轉身，是極權國家面對永恆的挑戰。當年蘇聯從機械化走向電子資訊時代失敗了，解體收場。中國若今天面對的也正是模仿經濟模式到了盡頭，正逢西方資訊科技從collective（因而有Google、Facebook等巨無霸）的思維走向個人化的personalization思維，是個社會和科技共同體發生的paradigm change，中國在習帝越管越嚴厲的措施下，怎能適應這結構性的巨變？
中國今次與美國貿易戰衝突解決後，必然會有些改變。但世界對中國存疑警惕之心形成了，不會改變，中國國際關係的機會成本無疑會加重了許多。現時中國科技產品很多是依靠美國科技協助，如芯片等。沒有了這一層面的科技合作，對中國的科技產品打擊有多大，可想而知。這次西方陣營對中國觀感基本上的改變，西方與中國科技合作的防範必然嚴謹，很難再有模仿和濫用對方科技的機會。更甚者，面對着科技和文化走向個人化的paradigm change，中國卻越趨集中極權，意識形態和思維的趨向與科技和文化取向背道而馳，這必然造成嚴重的文化衝突，將會是中國以後融入世界群體昂貴的代價。
蘇聯用完模仿西方工業革命的機械化知識，無法適應電子資訊新科技的paradigm change，經濟窒息，因而挫敗。中國模仿了西方機械化知識和初期資訊科技，在今天西方科技合作警惕防範下，是否也到了盡頭？而且，中國極權集中控制與現時個人化的文化主流，科技趨向背道而馳，是現代文化基本價值觀的異端。思想要求斷定科技發展，中國思想基本概念與世界價值觀有異，造成科技和文化與世界接軌的困難，不難出現嚴重的知識斷層問題。在知識斷層的困境下，中國科技和文化怎樣才能與世界接軌，是否要經過翻天覆地變化才做得到，會是中國將面臨極大的考驗。
今天川普掀起的商戰，令人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列根威脅日本的商戰，都說是為了保護工人就業利益，迫使日本升值日圓，降低貿易逆差，最後陷日本於三十年經濟蕭條，卻沒有增加了美國工人就業。這看似是美國打壓下的現象，其實不一定。那時正值美國科技文化的paradigm change，日本人從一個生產模式，從製造Sony等電子器材，到世界要出現Intel、Google、Facebook、Amazon等以不同形式的軟件取代了那些電器用品的時候，日本一時跟不上，摔了一大跤，因此經濟蕭條了三十年。
是的，中國有阿里巴巴、騰訊等同樣科技巨無霸，但是，在面對着科技paradigm change的大變，中國越管越嚴厲的集權結構，沒有靈活自主變身適應能力，如何適應科技大勢的巨變？川普發動的貿易戰卻在中國外憂內患最危險的時候發生，是巧合多於設計，因為沒有人會設計到這巧合的能力，這是否意味中國經濟開放四十年的大運氣數已盡，現在是厄運的開端？中國面對的考驗前所未有，自經濟開放以來，從來沒有這樣警惕的敵對國際關係，也從來沒有經濟和科技轉型的空前挑戰。所有這些包袱和麻煩全都要擔在普世萬能，定於一尊的習帝一人肩膀上。習帝，你還擔得多久？累了吧。
來源 source: http://nextplus.nextm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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