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神父性侵的經歷，是事主靈魂的傷口，30年後仍然淌血。事發後離開香港的Teresa（化名）為了教會名聲一直未有公開事件，只求前神父L一句道歉，惟多次聯絡均不得要領，神父L更「扮失憶」，又向知情的教友誣蔑她有精神病；Teresa曾多次向修會內其他神父求助都不得要領，她2003年就事件回港報警前夕，更有神父軟硬兼施，阻止她報案。
記者 張嘉雯
1987年5月性侵事件後，Teresa表示曾多次嘗試與前神父L聯絡，希望對方道歉，但對方不是迴避就是拒絕，「我想搵佢講返呢件事，希望佢可以講句對唔住或者解釋番，但佢同啲教友講我精神有問題，同人講我講大話。」1990年8月她回港，終於相約了L在修院當面對質，但L描述當晚發生的事時卻「扮失憶」，「我聽到佢咁講忍唔住喊，無辦法再講落去，起身開門，但佢仲大膽到再摸我隻手。」
1992年，Teresa認識了與L屬同一修會、從香港到訪當地的神父S，閒談間S問到她離開香港的原因，「我當時含糊其辭，但佢係咁問我，我就同佢講，有神父對我做咗啲唔應該做既事。」她其後向S和盤托出整件事的經過和細節，之後多次會面均有向S提及事件，但S沒有處理，「點解佢唔同長上講？起碼調佢（L）去澳門，佢只係幫我心靈治療祈禱。」
至1995年，S告知她L已脫離神職，並和女教友結婚，仿佛事件告一段落。至2003年，她透過新聞得知香港警方正處理涉及教會的性侵案，主動去信警務處長講述事件，並邀請當時已升任為修會會長的神父S出任她的證人。
Teresa指，S不但未有答應，更即時動身往其所在地，勸她不要報警，「當時佢鬧我，話我想搞到個細路女（L的女兒）無爸爸。」又軟硬兼施，指她在法律上處於劣勢，要成功令L入罪非常困難，希望她打退堂鼓，「因為舉證責任喺你度，你以為我係幫緊L，其實我係幫緊你。」
她未有理會S阻撓，數日後回港與事發時同行的友人周小姐（化名）一起到警察總部錄口供，當時警方表示會把案件與當時正調查的另一案件合併處理。惟隨著另一案件結束，她在同年收到警方的信件，指調查工作已完成，根據當時的證據，不足以令受嫌人被法庭定罪，故不會就事件作進一步行動。
L在事發後7年離開教會，今次觸動Teresa再次報案，是因為在網上發現懷疑同是被L侵犯的教友，並聯絡上當年知悉事件的教友。Teresa指L雖已離開神職，惟至今仍活躍於教會，可自由與女教友接觸，接受教會俸祿，繼續宣講道理，「教會點解唔可以中止佢職務？佢可唔可以唔好再滿口仁義？因為佢自己都做唔到，點可以仲面不紅氣不喘咁去講呢啲說話？」
她批評修會處理不當，「呢件事係傷害咗人嘅生命好多層面，一個對唔住一啲都唔過份，但佢咁樣都唔願意做，係鐵石心腸。佢唔可以唔做補償就算，教會至少要求佢職務作出改變，令人睇到佢作為神父，或者作為教會嘅誠意，有某種治療效果，修和唔係單方面嘅事。」
她解釋，報警是最後一步，因為她擔心隨著年紀漸長，無法再憶述事件細節，亦擔心將來會有更多人受害，「我知道法律嘅門檻好高，我一開始無諗到要驚動警方，如果修會可以做一個中間人，大家坐低好好哋傾返呢件事，佢正式向我作出道歉，或者佢做一啲補贖，有公開認罪嘅態度，唔會迫到我咁做，但佢無。」
Teresa得悉香港教區早前訂立了《教會內處理性騷擾指引》，她表示若教區當局跟她聯絡，她願意跟負責人會面，但認為教會應設立一個獨立於教會外的申訴機制，協助性侵受害人，「我希望教會可以收集聲音，可以搵到人做證，希望當時聽過我講呢件事嘅證人可以出返嚟，希望其他被非禮過嘅人出嚟，希望教會可以正視呢件事，對呢個人懲處，但教會無做到。」
本報自周一起（7月1日）以電郵、傳真及電話嘗試聯絡神父S，並提出問題，其辦事處表示神父S事忙，至今日截稿前未有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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