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1太子站疑點重重，三名嚴重傷者「消失」，記者被驅散，之後部份被捕者被秘密送到「恐怖囚室」新屋嶺扣留中心，其中一名女被捕者阿V，向本刊憶述當中驚慄的經歷。
阿V在太子站被捕後，因長期病發，被送到瑪嘉烈醫院治理，翌日送到葵涌警署扣查，在9.2凌晨時分，連同其餘約二十名被捕者轉送到新屋嶺扣留中心。
「原本打算一直睡覺，直至獲准保釋離開，很不幸，事情不是這樣。」
「我睡了數小時，凌晨時分，突然有三至四名女警過來，喊不同人名出去。」
阿V是其中一人，問女警發生甚麼事時，雙手突然被搭上孖葉。
「她說葵涌警署滿了，你們去另一個警署，我說要致電律師，但她說現在不可以，到了新屋嶺再安排。」
阿V跟其他被捕人士，在警署後門上了一架旅遊巴。
「很害怕，凌晨時間，上了一架漆黑一片的車，還要去新屋嶺。」
「有一名男警向其他警員派發乳膠的醫療手套。每一個警員都要戴上，他們戴上的時候，由於手套很緊，發出啪啪聲響，冷氣又開到很大，我不斷發抖。」
阿Ｖ坦言，當時害怕極了，「為甚麼要戴手套？是因為要不留痕跡？」
警員的表現，亦令她很恐懼，「他們很害怕被傳媒發現，問了數次門口有沒有記者，確定門口沒有記者，才敢出車。」
大半小時的車程中，沒有人說話，警員也沒有說話。
抵達新屋嶺，一名警察上車點名，人名表上部份被捕者有特別記號，如同車入新屋嶺的女社工陳虹秀，名字旁邊有五粒星記號。
阿V說，新屋嶺扣留中心有A、B、C、D、E五個倉，A倉用來報到、有搜身室，B倉是男倉，C倉是女倉，D倉用途不明，E倉有會見室，被捕人士可在這裡打電話和會見律師。每個倉都設有閘，由兩至三名男警把守，五個倉的通道，走廊都沒有照明設施，沿途漆黑一片，非常陰森恐怖。
「由新屋嶺那塊牌，摸黑步行五至十分鐘，才到達那五個倉。」
「先跟A倉值日官報到，當日有三名男值日官，當時他要求再搜身，說因為由葵涌警署過來有一程車。」
「新屋嶺的走廊是沒有燈，搜查室也沒有燈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只有隔離臭格的微少燈光，略作照明。」
「搜身室大約一百呎，見到兩扇廁所門，公廁那款，隔離有一大堆毛氈，在一個幾乎漆黑的環境被搜身，非常害怕。」
之後她到A倉另一間房辦登記手續，「那間房很特別，有一支直立式的燈，好像影樓那種燈黃色的燈，入到去覺得很恐怖。」
放下個人物品，辦好登記手續後，阿V就被帶到C倉。
新屋嶺原本用來拘留非法入境者，所以每個霸留室外都貼有一張紙，說明基本可容納十二人，最多容納四十四人。
「有幾張很硬的床，每張床最多容納五人，幾餘人要打地鋪；有廁所，但警察不會主動提供濕紙巾。」
她說沒有特別待遇，也沒發生傳聞中虐打、性侵等可怕事情，只是冷氣確實非常大，冷到牙關打顫，「但我不清楚警方是否故意借我們洗白，可能因為社工陳虹秀也在當晚送入新屋嶺，他們不敢怎樣吧。」
至於D倉，表面看來像廢置的倉，但阿V反而覺得它很神秘，「沒有看到有被捕人士送到D倉，但D倉前面有一隻戴紅色頸圈的黑色唐狗不斷吠，問他們這狗是甚麼一回事，他們說是警察養的，不是警犬，相當神秘。」
阿V要求致電律師，及安排保釋事宜，於是被帶到E倉。
「右邊有一個玻璃房，有男警坐在裡面，將資料輸入電腦，隔離有一台電話，電話放在一張櫈。」
在葵涌警署，阿V打電話通知律師，警察會在撥打電話後，直接把電話交給她通話，但新屋嶺卻有特別做法，「男警幫我打電話，說「我是新屋嶺拘留中心警察，我身邊有一位被捕人士某某，她說想跟你交談，你願意嗎？」，他需要對方答願意，才將電話交給我，我才能跟律師對話。」
阿V最後獲准致電親友，由他們到場辦理保釋手續，阿V可以離開新屋嶺時，已是9月2日晚上，離開的時候，警員再三提醒阿V不能回頭望。
「那一刻我在想，我還沒有定罪，為甚麼當我是犯人？整件事很驚嚇，警方刻意營造一個神秘形象，如在車上，既然不是要打我，為甚麼要帶手套嚇我，為甚麼再三叮囑，離開新屋嶺不要回頭望。」
她坦言，由被捕一刻開始，已像踏進一團迷霧。
「全程都被呼喝，站在那邊，要低頭，面向牆璧，全部人不准說話，不明白為甚麼不能張望周圍，是否你執法有問題，令到有些事情發生了，以致我不能張望周圍？」
多個報告均指出，救護員負責點人數，但阿Ｖ說現場救護從沒有為被捕人士點算人數及作出掛顏色牌等傷勢分流，「只有一名白色衫男子點人數，在太子地鐵站上點了四次，在特別列車上又點了兩次，去到荔枝角站時又點人數，我不知道他的身份是甚麼，也不明白他為甚麼要點那麼多次。」
在特別列車，阿V躺在擔架床上，在鐵閘位置等候升降機上B2出口，她見到後面有一張空的擔架床，「不明白為甚麼會有空的擔架床，經常說「失蹤的三人」，事後我一直在想兩者是否有關聯。」
被捕者被剝削奪人權，也令她非常憤慨。
「我被戴上膠索帶，進行性別分流後，就由同性別警員快速進行搜身，她問了一些古惑的問題，『如這個袋是不是你的？袋裡這些東西是甚麼？』」
期間，阿V感到身體不適，但不獲理會，「他們裝作聽不到我的說話，直至身體出現異狀，開始挨在一邊，他們才害怕。但他們也沒有立即安排送院，我再三要求送院，至少三名警員問我是否確定送院，才安排我入院。那段時間我沒見到救護員，只見到黃金衣消防員，病發後，差不多四十五分鐘後，救護員才到，給我初步治理。」
「我是被延遲救治，由我病發一刻，到送院見到急症室醫生，歷時約三小時。」
到了葵涌警署，阿Ｖ被帶去拍照，「將搜到的相關證物，攤在地上，但會選擇性拍攝證物亦會要求被捕人士 戴回被捕一刻的裝備拍照。」
阿V說，當她要致電要致電律師時，警察又不斷撥她冷水，「他們說『致電律師沒有用，他只會教你我沒有話要說，我不知道，我不想回答問題，這樣有甚麼意思』，又說『你知不知道見律師，十多分鐘要八千元』，很荒謬，我覺得這些是半威嚇的說話。」
「到現在，我仍然有很多問號，感到很難受，很害怕，很憤怒，不知道下一秒要做甚麼，下一秒會遭受甚麼對待，最重要是，這些對待，我是投訴無門。」
採訪：任盈盈
攝影：阿晨、攝影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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