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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25日 星期一

劉鳴煒的成功之道 娛樂,鳴煒,劉鳴煒,



華人置業主席劉鳴煒日前接受訪問,直言今天的年青人買不起樓,因為不願「犧牲」,乃勸他們「睇少啲戲、去少啲日本」,結果惹來公憤。我留意他說話的神氣,覺得他大概是真心的,且真心得相當徹底,以至於能面不紅、耳不熱地進一步剖白:「我哋呢代同再上一代就願意犧牲好多。」如此肺腑之言出自他的金口,真令人百感交集。訪問中他又分享了當飛行教練的經驗,聲言「降落最危險」,「喺五千呎高空出錯,有大把時間去打救件事」──我聽着不禁會心微笑,對,劉先生還是活在雲端比較好,稍一着地,勢必險象環生。

劉鳴煒有甚麼特別的儲錢技巧,我不知道,但他爸爸肯定教曉他特別的吸金技巧。相信不少人還記得金匡(286)的故事──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那已經是上一個「大時代」了。當年華人置業旗下的子公司金匡,員工只有區區數名,長年累月是毫子股,乏人問津。二○○七年頭適逢股市暢旺,公司突賣掉所有物業,只持現金,搖身變成殼股,劉鳴煒則空降出任公司主席,市場憧憬有甚麼注資大搞作,金匡股價應聲炒上,暴升二十二倍。

劉鳴煒上任三個月後,突然宣佈辭職,理由是「須投入更多時間履行華人置業執行董事的職務」,股價隨即暴瀉,華置順勢配售一億二千萬股金匡,無數高追的小股民,就這樣統統做了大鱷點心。同年,劉鳴煒花二千一百萬購入大坑豪園一個二千七百呎單位,沒有按揭紀錄。他以大劉之子的尊貴身份到金匡轉一圈、坐一坐,叫市場想入非非,屁股未暖已經點石成金,財源滾滾。劉氏父子的吸金大法,是「廢青」一輩子學不來也想不出的,月入萬五,三個月賺一億,其實唔難。

劉鳴煒接任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後,與傳媒茶敘,有人質疑他「離地」,他當時回應說,自己有充分的empathy skill,能了解青年的訴求。但事實證明,他很可能對自己也不太了解。阿里士多德在《政治學》說:「涉及個人利害時,也許大部分人都是惡劣的判斷者。」(schedon hoi pleistoi phauloi kritai peri ton oikeion)香港早就是財閥統治的(plutocratic)社會了,重大的社會議題都跟財閥利益有千絲萬縷關係,然則出生豪門的劉鳴煒,又怎可能正確理解、判斷和處理那些跟他有利益衝突的問題呢?例如劉在訪問中說「地產霸權」只是一個「情緒化的標籤」,顯然是錯得一塌糊塗的論斷。

據年初美國研究機構Demographia的國際樓價負擔能力報告,香港樓價中位數是家庭入息中位數的十七倍,已連續五年成為全球置業最困難的地區。去年三月,英國《經濟學人》推算各地富豪通過尋租行業──如地產、港口、金融、電訊、公用事業等被政府高度管制的行業──所賺的財富佔該區本地生產總值(GDP)的比率,從而制訂一個「裙帶資本主義指數」(crony capitalism index),結果顯示本港富豪從尋租行業賺取的財富佔GDP的百分之六十,力壓俄羅斯、馬來西亞和烏克蘭,高踞全球榜首。這指數當然不能證明政府貪腐,但至少說明若沒有政府撐腰,我們的超級富豪根本不可能這麼富貴,也不可能自誇對社會「貢獻」有多大。數據這麼充足,「地產霸權」還只是「情緒化的標籤」?

前年巴黎經濟學院教授皮凱提(Thomas Piketty)出版《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探討全球貧富不均問題,指出美國的情況尤其嚴重:頂尖的百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居然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皮凱提認為這現象可用「超級經理人」(即企業的高級管理層)的天價薪酬來解釋,因為那百分一中有七成都是所謂超級經理人,其收入跟工作表現幾乎完全脫鉤。有錢人都喜歡經濟學所謂「邊際生產力理論」,總自我感覺良好地相信自己收入豐厚,全因生產力高,對社會有貢獻──那怕事實證明往往只有負面貢獻。有時工作表現真差勁得無話可說,花碌碌的銀紙卻不能不賺,那就只好厚着臉皮,用語言偽術把performance bonus改稱為retention bonus了。這些高薪低能的人,不明白本身只是時代的副產品,總以人生勝利組自居,往往將一套表面義正詞嚴、實質殘民自肥的價值觀加諸別人──例如鼓勵你視買樓為人生目標的價值觀。可見富人之所以富有,跟自身的才幹和努力不一定有關,反而搞好裙帶關係,令制度向自己傾斜,才是真正致富之道。

有人認為努力讀書可以出人頭地,見學生抗爭,就說浪費納稅人金錢。這類人也許很多年沒有讀書了。據史丹福大學教育學系教授Sean Reardon的研究,貧富不均所引發的差異,會反映在子女的考試分數上:在八○年代,入息最高的一組家庭,其子女的SAT積分比最低的一組高約九十分,到現在那差距已拉闊至一百二十五分;百分之十五的高收入家庭子女成功升讀名牌大學,低收入家庭則只有百分之二。為甚麼呢?Reardon認為關鍵不在於富人子女能入讀較好的學校,而在於富人能運用較多資源培訓小孩,為其教育前途鋪路,如聘請家庭教師、參與夏令營等。在這種條件下,富人的子女大都越富,貧者則越貧,形成惡性循環。十九世紀經濟學家Émile de Laveleye說:「古代的哲人和立法者都從經驗中得知,政治上的自由和平等,只有憑藉物質條件的平等才能存在。」

維持現狀,美其名是和諧,實際是令貧富懸殊一代比一代合理。但不必擔心,當城中巨富將你的財產合法挪移後,還是會善心地接濟你的子孫,就像劉鳴煒一樣熱心公職,助年青人發揮潛能、實現理想。

(畢明告假,由5月17日起《畢腦作》專欄暫停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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