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nessa出席《斯諾登風暴》首映禮時，向傳媒表示為斯諾登而驕傲，又重申自己不曾後悔收容他。
新聞追擊
「天使」還在地獄
四年前的六月，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斯諾登（ Edward Snowden）來到香港，在尖沙咀美麗華酒店公開華府的監控計劃，瞬間震驚全球。
身份曝光翌日，他避過大批記者離開酒店，去油麻地的聯合國難民署，申請難民庇護，保護他的是同樣正尋求庇護的難民。
那個敢於用個人命運挑戰政府的吹哨者，已得到俄羅斯的庇護；但那批收容過他的難民，卻得不到一樣的結局。
被喻為「斯諾登守護天使」，三個家庭七個人，上月被入境處拒絕庇護申請，面臨被遣返原國的危機。其中一位「守護天使」、來自菲律賓的 Vanessa，接受訪問，訴說她的過去生活，拿着一千五百元的租津，租住劏房，與妓女為鄰，和四歲的女兒忍受着近距離的叫床聲。
不同的難民故事，卻有一樣的訴求；很想自食其力，可是欠缺一個身份。
在一四年前，香港一直未有獨立而完善的機制審核難民身份，個案數字如雪球愈滾愈大，聲請人往往在香港耗上十年八載。
現時，全港估計有逾一萬三千人正向港府尋求庇護，他們不能工作，只依靠卑微的人道援助過活，在夾縫中默默地掙扎求存。
一批加拿大及香港律師聯手，冀助七個「斯諾登守護天使」到加拿大定居。加拿大律師 Michael Simkin在記招後向記者分享，他的家庭曾經贊助俄羅斯難民，他後來探訪受助人時，發現對方家裡有電視機，以及很多由鄰舍捐贈的東西，他感到很驚訝，因為當時他家都沒有電視。他笑言，加拿大人樂於分享，也會認為難民是社區的一部分。
有關斯諾登的秘密，埋藏在 Vanessa Mae Bondalian Rodel心裡已三年。
來自菲律賓的 Vanessa記得，四年前一個深夜，幫她處理庇護聲請的大律師 Robert Tibbo帶了一名男子到她的劏房，「我不知道他是誰， Tibbo先生說他需要幫助，讓他留在我家。」她二話不說就答應了，還讓出自己的床給那個陌生男子。翌日買報紙時見到頭版的大相，她才嚇了一跳，「原來那個被全城追尋的男子就在我家！」但她緊記律師的囑咐：「不要讓人知道他在你家。」一直保守的秘密，隨着去年底《斯諾登風暴》上映曝光。
光環背後
被譽為「斯諾登守護天使」的 Vanessa，原本在菲律賓呂宋島開小店，賣自己做的女裝裙，過着平凡的生活，直到一次遭綁架及強姦，家人認為她留在菲律賓不安全，她於是來港做女傭。不過，○六年，她約滿後遲遲未能找到新僱主，等到簽證到期，她不敢回國，於是東躲西藏地過日子。這樣的日子過了四年，一日，她終於在街上被警察遞捕。「我在菲律賓從未坐過監，在香港及其他地方都未試過。我從來沒有犯過事，那是第一次，我覺得生命要完蛋了。」
Vanessa被送到馬頭角羈留中心，儼如坐牢，「他們（職員）會給你一個編號，當他們叫你的編號，就是叫你。」她獲發一個杯、一支牙刷、一條「祝君早安」毛巾，沐浴洗頭，只能用洗潔精。裡面沒有洗衣服務，所以她整個星期都是穿同一套衣服。「當時什麼都不知道，只覺得很難過。我應該做什麼呢？我不想吃、不想睡，整天躺在床上，無所事事。」
一星期後， Vanessa被送往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簡稱 CIC）繼續羈留。她指， CIC比馬頭角羈留中心稍為好些，包括可以洗衣服，「但如果是白色衫，一兩日後就會染黑，因為所有衣服會混合洗。有時你會遺失衣服，因為被人拿走了。」在 CIC羈留長達兩個半月， Vanessa終於獲釋。然而，重獲新生的喜悅，很快被憂慮掩蓋，「當時我口袋裡只有五十元，沒有其他衣服可穿，也沒有屋可住。」她去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簡稱 ISS）申請難民援助服務，但職員只給她一些罐頭、即食麵應急，其他援助要等多一個月，她只能在 CIC認識的朋友暫時收留她。
與妓女為鄰
ISS受社署資助，每月向庇護聲請人提供成人一千五百元、小童七百五十元住宿津貼和三百元水電煤津貼（直接發放給業主）、一千二百元電子代幣（只可在百佳超市買食物），以及二百至四百多元的交通津貼。
一千五百元可以租到怎樣的單位？難民只有一張「行街紙」，而且不是黃皮膚或白皮膚，往往被業主拒之千里，只能租劏房、寮屋，甚至是豬欄、雞場改建的鐵皮屋，環境惡劣，防火設施欠奉。一五年初，八鄉吳家村有鐵皮屋劏房起火，燒死了三十三歲的斯里蘭卡難民 Sivarasa Sivatharan。
Vanessa於是與其他難民合租舊樓劏房，三個人擠在一張碌架床，環境狹小侷促，與老鼠、曱甴共存。劏房的水、電費特別貴，交不夠錢就被業主截水截電， Vanessa一度要去公廁取水。
後來有個妓女搬入隔籬房。隔着薄牆，鄰房的所有聲音她都聽得一清二楚。孟母擇鄰， Vanessa的女兒才四歲，總不能在叫床聲中成長，她向 ISS要求搬走，卻不得要領。「情況真的很難捱，我有想過自殺……在香港，生命有什麼意義？」
這些苦日子， Vanessa捱了七年，一直看不到盡頭。「其實我不想依賴資助、捐款。」不過法例不容許庇護聲請人從事任何工作，她不能賺錢改善生活。
十年 無處為家
比 Vanessa等得更長時間的，大有人在。基督徒 Shirley（化名）因為宗教而離開穆斯林主導的祖國，到香港尋求庇護，滯留至今近十年。十年來，顛沛流離。
記得當年簽證到期， Shirley主動向警方求助，被送交入境處，羈留超過一個月，獲釋當日是星期五，她無人無物，在天星碼頭露宿了三晚，等到星期一才到聯合國難民署做難民申請。在那兒結識了一名同鄉，對方暫時收容她，她才不至於繼續流落街頭。其後她找到月租近二千元的劏房，但 ISS提供的租津當年只有一千二百元，有幾百元差額要自己想辦法，她惟有行路到入境處報到、領取食物，一個月有兩、三次由馬頭角行大半個鐘，去佐敦的指定食物供應商取食物，只為省下 ISS二百元的交通資助，其餘再由慈善團體或善長捐助。
好不容易湊夠錢交租，有瓦遮頭，但斗室並不安寧。 Shirley的鄰居是個酒鬼，不時性騷擾她，又想硬闖她的房間，經常搞到報警收場。「每次他見到我，都想抱我、吻我，我覺得不行，這樣是不對的。但他最後破門入到我的房間，全身赤裸。我很害怕，我拿起刀，腦海裡想，要是他碰我，我會殺了他，不惜為此坐監。」最終又是鬧上差館。
Shirley此後搬走，在附近另租一個底層劏房，但新居環境很差，每次下雨，都有水滲入，「有一次打颱風，所有傢具都浸濕。」更大問題是，業主每個月都收她近千元的水電費，「不可能那麼貴，因為我不怎麼用電，連微波爐都沒有，只有風扇及雪櫃兩件電器。」又要再次搬屋。不過，新舊租約之間有五日真空期，「新業主說，如果我想早點拿到鎖匙，就要付多些錢。但我哪有錢？」那五個嚴冬晚上，她在地鐵站、廿四小時麥當勞過夜。
Shirley現時與另一難民合租劏房，等待入境處審核。她坦言能夠接受現狀，因為有信仰，對未知的未來亦不會有憂慮。她經常參與教會的活動，亦有參加慈善團體辦的課程，學沖咖啡，她希望有朝一日到第三國做咖啡師，自食其力過生活。
走向絕望
生於西非多哥共和國的 Ibrahim（右一），○五年受政治壓力而逃到香港。那年多哥有總統選舉，他弟弟是學生領袖，參與反政府示威後被捕，全家都受到牽連。 Ibrahim來港初期， ISS還未成立，沒有政府的人道援助，他靠基督教勵行會的免費膳食得到兩餐溫飽，晚上在街外露宿。他一四年與數十名難民成立「香港難民聯會」，爭取難民權益。
「香港難民聯會」成員 Ibrahim批評， ISS的津貼不足以應付生活，迫使部分難民鋌而走險做黑工、娼妓。「房租要二千元，哪裡來額外五百元？」去年有一名越南籍庇護聲請人因為執汽水罐賣錢而被捕，最終被判囚廿四個月。
「葡萄藤教會」○四年起留意到難民滯港的問題，遂成立慈善團體「葡萄藤社區服務中心」，為難民提供饍食、輔導、語言及技能課程等支援。行政總裁 Tom Franz表示，中心參考過研究，發現在香港每月至少要二千一百元才能租到地方住、每人需一千六百元買食物才能取得足夠營養，故中心每月向到來求助的難民提供三百多元，以補政府資助的不足。
Franz指出，難民要經歷多年的審核，長期滯港，一直活在貧困環境，卻沒辦法改善生活，「他們見不到未來會有改變，真的會失去希望，那才是最大的問題。」「若難民可以工作，他們不會破壞經濟，反而幫助經濟。」他補充指，人口與香港相若的約旦，有逾一百萬名難民，約旦容許難民工作，結果國際機構在當地創造了四萬個難民職位，同時為本地人新增一萬五千個職位，形成雙贏局面。
遲來的機制
聯合國《關於難民地位公約》訂明，因種族、宗教、國籍、屬於某社會團體或某種政治見解而受逼害的人，有權向他國尋求庇護。香港政府沒有簽署《關於難民地位公約》，但《基本法》寫明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所以香港有責任處理酷刑聲請，而聲請確立後，由聯合國難民署安排聲請人到第三國定居。不過，除了早期的越南難民，九八年後政府就沒有法定機制審核難民資格，一直假手於聯合國難民署。
到○四年，終審法院於泰米爾難民 Prabakar的訴訟案中指出，入境處不能倚賴聯合國難民署做決定，須以「高度公平標準」對每宗酷刑聲請作獨立審核。兩年後，入境處才成立七人評核小組着手處理聲請。不過，終審法院○八年在另一案中裁定，政府的審核程序仍未達標，問題包括法律支援不足、裁決人員缺乏培訓等。入境處於是暫停審核工作，翌年重啟機制，開始為聲請人提供法律支援。直到一四年才正式實施相對完備的「統一審核機制」（ Unified Screening Mechanism，簡稱 USM），聯合國難民署自此不再處理難民申請。
○五年之前，全港只有五十三宗聲請個案，不過政府遲遲未設立機制，○六年的個案數字已大增至五百二十多宗。雪球愈滾愈大，到一四年更高達八千八百多宗。截至今年三月，入境處尚未審核的個案累積近九千宗，獲確立的酷刑或免遣返聲請，僅得八十三宗，佔整體的 0.68%。來港尋求庇護的人，由提交申請開始，就跌入了審核面試、被否決、上訴、再審核的「輪迴」之中。
「妖魔化」難民
人權律師 Mark Daly指，當年聯合國難民署審核時，成功率約 5至 10%，而 USM實施後，成功率不到 1%，他擔心很多真實的難民個案未獲確立。 Daly認為，現行機制仍有一種否決聲請的文化，「會認為聲請人是說謊者，或作虛假聲請，而非將疑點利益歸於聲請人，亦沒有公平地審核證據。」 USM的決策結果，未如外國政府般公開。
根據入境處資料，免遣返聲請個案中有 94%是「逾期逗留者」及「非法入境者」， Daly質疑政府用罪犯之名「妖魔化」難民，達到政治宣傳（ propaganda），意圖合理化其嚴厲措施，「如果有人持有有效簽證而去提出庇護聲請，不會被接納，入境處會叫他們走，等到逾期逗留再回來。定義上，即使他們是真實的聲請人，政府數據依然會叫他們做『逾期逗留者』、『非法入境者』。」
「基督教勵行會」○四年在重慶大廈設立難民服務中心，中心註冊社工 Jeffrey Andrews見證着，難民身份審核經年，聲請人在香港結婚、生子，問題延續到下一代。孩子在港成長、讀書，要申請學生資助，但九月開學，資助二月才發下來。「如果冇我哋機構（墊資），父母去邊度搵錢？佢哋可能去借，好多或者被迫做黑工。」當孩子父母來自不同國家，面臨更大問題。「如果一個係印尼人，一個係巴基斯坦人，佢哋結咗婚，有個 BB。 Now when you reject their cases， suppose係遣返佢哋自己國家，咁個小朋友呢？係跟媽咪，定係跟爸爸？」
港人無法想像
Andrews是生於香港的印度裔，自覺是香港人與難民之間的橋樑。在香港，雨傘運動、魚蛋革命是激烈抗爭，但難民在自己的國家，每日見的是槍林彈雨，「 We're fighting for democracy in our countries. That's why we went to Hong Kong. Why can't Hong Kong people understand us?」多年前，斯里蘭卡政府與泰米爾之虎游擊隊的武力衝突，數以十萬計平民每日面對綁架、謀殺、轟炸襲擊。近年，中東烽火連年，伊拉克、敍利亞人民流離失所。這些景況，香港人難以想像。 Andrews直言：「今日冇得講邊個國家會穩定，冇人諗過埃及五年前搞到咁嘅情況，有阿拉伯之春。敍利亞都冇得講， maybe tomorrow another country, we just cannot tell refugee population。」
撰文：吳婉英
攝影：葉漢華、林金展
news@nextdigita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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