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元老李華明接受《香港01》訪問時，提及他在港英時期所屬的溫和論政團體「匯點」：「那時候（我們）支持回歸，反對英國殖民統治，支持中國政府。」
其時的匯點，以「民主回歸」為綱領，具備愛國愛港情懷，肯定香港回歸祖國，並視之為民主發展的契機。不過，除了那些憂國憂民的知識份子之外，社會也有不少人是抱持着「民主抗共」、「民主拒共」的心態去面對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事實，當中有受殖民期間的國民教育不足所影響，也少不了對西方民主的嚮往和憧憬。
《中英聯合聲明》簽訂過後，港英政府突然急速推動香港民主化進程，對「回歸」抱持不同態度的參政人士，自然也對「民主進程」有着不同期許。例如前立法局修訂《1994年立法局（選舉規定）（修訂）條例草案》期間，「香港民主同盟」主席李柱銘在二讀辯論表態支持「末代港督」彭定康政改方案時，表明部份民主派支持者口中的「民主」和「高度自治」意謂「所有內政不受北京政府控制」；而時任獨立民主派議員劉慧卿所提出的立法局全面實施直選修正案（「95直選方案」），更被視為回歸前實現議會普選的契機，惟修正案最終因為包括李華明在內的匯點四名議員棄權，而以一票之差被否決。
事隔二十八年，李華明回首當時的決定，一方面指摘英國政府在退出香港前通過急速民主化等政治操作與中國鬥爭，另一方面重申修正案罔顧現實：「我們明白中國政府收回香港，（中國）是我們的『母親』。你怎可以無中國政府的同意、支持，在回歸前做任何事。我們不是在1997年獨立，而是將香港的管治權交還中國，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
事實上，「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的民主進程本就離不開中央政府的支持、特區政府的推動、以及不同黨派的參與。尤其是能夠動員過半數選民的泛民主派，更加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可是，回歸二十五年來，泛民主派與中央的關係，卻是由協商走向破裂。
中央泛民積極協商促成政改
民主黨主席羅健熙告訴《香港01》記者，民主黨一直明白若要推進香港民主，泛民與中央的關係不能走向破裂，「這是底線（bottom line），而我們從來都不想這樣做。」
羅健熙憶述2010年政改之前，儘管中央政府、泛民主派與建制派，就落實普選的時間表和方法上存在分歧，亦在應否全面取消立法會功能組別等細節上存在落差，但當中仍有可以商討的空間，「比如五年、十年的普選時間表」，但後來這些空間愈收愈窄。
為什麼「空間愈收愈窄」？泛民主派多數認為關鍵在於中央政府的取態，但也有一些政治學者，例如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閻小駿曾在2015年出版的《香港治與亂：2047的政治想像》中指出，香港自治空間的大小，直接取決於直接取決於中央與香港之間的政治信任程度，兩者互成正比，所以香港更加應該積極行動，捉緊機會。
問題是，何謂「積極行動」？在泛民看來，孜孜不倦地高呼普選口號，也許就是一種積極；但可能在中央眼中，務實政改、理性協商、適時妥協，才算是一種積極。
2010年4月，政府向立法會提交《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將800人的選舉委員會人數增至1,200人；立法會議席則增加10席總計70席，分別是5席地區直選和5席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後者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該方案可說是2005年政改方案的改良版，被泛民批評「缺乏誠意」，原本通過機會不高，因為法案必須獲得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即40席）支持，但當時整個建制派只有36票。在這樣的重要關頭，對普選念茲在茲、手握8票的民主黨成了最有可能促成政改的「關鍵少數」。
於是，同年5月，民主黨三位核心成員何俊仁、劉慧卿、張文光與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就政改會面並提出改良方案，將5席功能組別新增的議席改為由不屬於現存功能組別的選民投票產生；後來經過一番拉鋸，在中央政府的首肯之下，特區政府接納民主黨的建議，設立5個「超級區議會」議席。在立法會投票前夕，民主黨循例舉行特別會員大會，儘管創黨主席李柱銘強烈反對，但大多數黨員仍然同意支持政改。2010年6月25日，立法會以近八成贊成票通過方案，成為回歸後唯一一次成功的政改。
期望保持溝通可惜事與願違
這次「成功爭取」，就是一種「積極行動」，離不開民主黨與中央的協商和妥協。
羅健熙認同成功需要雙方良性互動：「我們說選舉權、被選舉權和投票權，當時超級區議會開放投票權，但另外兩部份並未做到；但同一時間，當時的讓步並不是（民主黨）單方面，而是雙方（中央、民主黨）協商而來的結果。」他形容當時中央與民主黨的關係並非「鐵板一塊」，即不是勢不兩立、沒有交流空間的狀態；而儘管民主黨事後遭受激進勢力非議，但該黨仍然期望能與中央維持恆常討論以繼續擴大直選成分，「令『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可以透過選舉的形式，由香港市民選擇，再作出決定。」
然而，在2010年通過政改方案後，傳統泛民與中央的關係，卻未有更進一步。
已經退黨的民主黨創黨副主席、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張炳良早前接受《香港01》專訪時，將雙方關係和民主運動受阻歸因於兩點：一是民主黨經2010年後再無能力「妥協」，失去民主運動的主導權，只能被激進力量牽着走；二是傳統泛民錯估形勢，任由激進派在2014年發動佔領行動，默認以佔領等「攤牌式」的政治威逼手段迫使北京讓步，但這無疑犯了「大忌中的大忌」。
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2017年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8.31決定」），當中規定提名委員會人數須按照現時選舉委員會四大界別同等比例，並且維持1,200人組成；不實行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特首候選人需取得提委會過半數支持，人選不超過二至三人。該決定與主要傳統泛民和關注團體與就2017特首選舉提出的 「三軌制」方案相距甚遠，他們原本希望參選人可以透過三種方法取得提名參選，包括公民提名、政黨提名、提名委員會任何一種，並經由提名委員會確認，不設候選人上限；而「8.31決定」可謂直接打碎他們的低門檻普選夢，一些人轉而以更激烈的方式，表達不滿。
同年9月22及26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及學民思潮（雙學）先後就此發動罷課行動；後者結束後，雙學突然衝入政府總部東翼迴旋處聲稱「重奪『公民廣場』」，及後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等學生領袖被捕，引發大批市民到場聲援。到9月28日凌晨，時任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等宣布提早「佔領中環」，至當日下午，警方發射多枚催淚彈以驅散群眾，卻激發更多市民到場聲援，展開79天的抗爭，希望可以藉此驅使全國人大常委會撤回「8.31決定」、接納「公民提名」。 不過，中央並沒有退讓，由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代表政府與學聯的對話也無果，佔領行動於12月在警方清場下告終。
激進勢力促使泛民陷入兩難
抗爭運動結束，但抗爭因子卻因而萌發。「傘兵」、「自決派」、「本土派」等新勢力相繼崛起，不斷抨擊傳統泛民的民主步伐太過緩慢，從而提倡激進抗爭方式。當中以梁天琦和黃台仰為代表的「本土民主前線」、以黃之鋒及羅冠聰等學民思潮和學聯核心成員組成的「香港眾志」，最受矚目；其中本民前主張「香港獨立」和「勇武抗爭」。
新勢力迅速獲得渴望求變的年輕人的支持，傳統泛民陷入進退兩難局面。但羅健熙強調，民主黨始終堅守務實、溫和的政治路線，沒有在本土思潮的衝擊下退讓。他提到民主黨於2017年舉行回歸二十年周年研討會時，發布題為《站在歷史巨人肩上——民主黨對香港與中國關係的回顧及展望》文章，「我們相信，『一國兩制』對香港最好，仍然相信在主權框架下，給香港人最大自主空間。」李華明亦指，要在香港爭取民主自由，自然要在《基本法》保障的「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進行，而非「革命」、「獨立」。
可是，倘若民主黨始終認清「一國兩制」憲制倫理，為何會和中央愈走愈遠？
羅健熙不得而知，只能引述政圈有說法指是建制派不滿中央與民主黨協商云云，「只可以說，在2010年後得我們（中央與民主黨）再沒有聯絡，但當然，如果你（中央）不聯絡我們，我們都不會有事無事地主動聯絡。」
但在李華明看來，問題源於愈漸激進的示威和佔領方式，「以為外國制裁、本土暴力行為，拉布、衝擊，就可以癱瘓政府，這是很致命的錯誤。」例如2019年反修例風波爆發，非建制派在同年年底的區議會選舉中取得八成議席，整個派別歡天喜地，但李華明認為這正是民主大倒退的關鍵，「傳統泛民被激進力量劫持，中央意識到泛民已經走入末路，被外國政府勢力利用，因而徹底對民主派『死心』，才有『完善選舉制度』。」
反修例風波是民主「黑洞」？
2019年反修例風波之後，中央深刻認識到香港政治發展出了問題，先後出手制定《港區國安法》、修改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全面提升國安系數。以往泛民不斷爭取的低提名門檻的「雙普選」，換來更嚴格的資格審查制度，由選舉委員會決定特首和立法會選舉參選人的資格。立法會普選議席也由40席大幅削減至20席，當中取消了「超級區議會」的5席，另外新增40席被指具備「國家意志」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界別。
有意參選立法會人士，需要通過資格審查制度、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並需要獲得所在選區不少於100名、不多於200名選民提名，和選舉委員會每個界別不少於2名、不多於4名委員的提名，即最少10張選委會提名票，才能獲得候選資格。以去年底舉行的換屆選舉為例，只有極少數非建制人士成功達到入閘門檻；與此同時，不少傳統泛民選擇「杯葛」選舉，甚至質疑爭取選舉委員會提名是「跪低」。最後，民主黨未有派人參選，而90個議席當中，只有社會福利界的新思維狄志遠自稱為「民主派」。
李華明形容，反修例風波是香港民主進程的『黑洞』，『掉進去，很久也出不來。」
很多人都擔心，香港民主之路從此中斷，但中央堅稱沒有也不會違背普選承諾。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去年底發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當中整理了從港英時代到特區選舉改制的香港民主路程，表明處理政治問題之後，政改就有重啟條件。
至於國家主席習近平兩個月前接見上京接受委任狀的新一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時提到「必須長期堅持」新選制一說，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也解讀指，重啓政改的先決條件是確保「愛國者治港」得到全面準確落實，他又預計起碼需要十年、經歷兩至三輪選舉後，當局才能評估新制度是否得到鞏固。
轉型「忠誠反對派」重返政治舞台？
對於泛民能否繼續站上政治舞台，田飛龍建議他們轉型為「忠誠反對派」。對此，羅健熙坦言，民主黨黨綱第一條經已列明「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我們支持香港回歸中國」，他們亦從來沒有提出脫離主權框架，也是在此前提下向政府反映民意、監督政府施政，「這從來都沒有改變，假如未來仍有空間，我們依然會這樣做。」
惟被問及會否向選委爭取提名時，羅健熙說：「我不能夠很具體地說，但是我們仍然希望選舉制度可能讓更多人參與，令市民更加信服。其實，所有政黨或參與政治者，最重要是得到市民支持，然後成功當選。如果市民不再信任和認同你的決定，便不會投票支持你。」以去年底立法會選舉為例，不少「民主派」人士參選，但市民並沒有投票支持，「我們需要思考背後是什麼原因，又能否說服市民支持我們？如果無用，也是敗選，那還有意義嗎？民主黨需要對香港人負責，我們是立根於香港的政黨。」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預料，未來政改將會以目前的選舉制度為基礎：「中央對政改的理念，是要有利『一國兩制』全面準確實施、有利愛國者治港、有利國家安全、有利香港繁榮穩定，這些遠比民主化重要。所以日後就算要改，方向都是更進一步強化愛國者治港，加大愛國陣營的社會代表性，有利行政主導和國家安全等等，是以現時的新選舉制度為基礎改進，而不是推翻這個制度，引入西方式的民主。」
李華明也有同樣預期，相信未來即使實行「一人一票」的特首選舉，必然會存在較高提名門檻，不可能是西方式的低參選門檻普選制度，「這是政治現實。」
民主黨會接受有一定參選限制的「民主普選」嗎？
羅健熙回應指，民主黨所相信的「普選」模式，是希望在「一國兩制」下為港人爭取最大自主權，「這對香港人是最好的。市民對制度的信任、對制度的參與，並不僅是體現在投票權上，還有提名權和參選權。我們只能夠將這套論述不斷向中央政府反映。至於他們是否接受？會否降低選舉制度或開放立法會選舉制度？這是我們不能改變的。」
踏入「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承諾的中期階段，香港將會迎接更多的未知、更多的挑戰。若要走好未來的民主路徑，不只考驗中央與香港的信任，還有從政者們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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