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語錄
神鵰俠侶 羅啟銳 張婉婷
羅啟銳與張婉婷一唱一和，語氣似《射鵰英雄傳》的周伯通與傻姑，很難想像他們拍攝過《秋天的童話》與《歲月神偷》。
說他們拍《捉妖記》更似。
拿過金像獎、金馬獎，甚至柏林影展大獎，仍然為籌集資金而煩惱。
「想拍自己喜歡的題材，就要有所犧牲。
除非你肯迎合市場，拍老闆喜歡的電影。
拍戲已經辛苦，還要拍不是真心喜歡的？
是不是更苦命了？」
拍過的電影，試過被北京「槍斃」，仍然堅持搏一搏拍了再算，拒絕自我審查。
活得不食人間煙火。
這一對相戀超過三十年的情侶，其實更似身在《神鵰俠侶》，是守齋守足十六年的楊過，與單靠蜂蜜也可維持生命的小龍女。
乜乜老闆
五年前，羅啟銳的半自傳電影《歲月神偷》，以六十年代的上環永利街作背景，在柏林影展獲獎。新作《三城記》，講安徽，講上海，講戰亂，離開香港，規模大了。因為，錢多了？「《歲月神偷》有好成績，你以為我會即刻搵到錢？《三城記》臨開鏡，老闆計唔掂數，難產了。拖三年，直到施南生出手，才成事。」
羅啟銳說，《歲月神偷》也不便宜，為李治廷弄兩個絕版書包，要重新造模鑄造，盛惠五千。「寫劇本時，怎想像到？我寫走難兩個字，很簡單，拍出來卻要砌幾個景。寫劇本，一說錢，就唔使寫。」
被同事譏笑唔知米貴的編劇，從來不擅長開源節流睇餸食飯。擅長的，多數已大富大貴。這次，到張婉婷補充：「好多電影人的確生活奢華，財源滾滾來，那是另一種生活模式。
「我們習慣了朝不保夕。似打擦邊球，有時打中，會幾爽。又不算慘，至少兩餐不致不繼，在片場有飯盒食。說不定，賺錢多的，壓力大，反而羨慕我呢？」小龍女得無話可說。
羅啟銳說，今日的國內電影業，一如八十年代的香港。投資狀態接近瘋狂，演員片約不斷。「是一個大型得多的八十年代，好多錢湧入來，我預測好快輪到黑社會入侵，然後冧市。」歷史不斷循環。
「個市場太好其實不健康，引來太多一竅不通的人。好多導演，我連他的名字也未見過，原來是乜乜老闆。」
槍斃
離開充滿萬惡（金錢）的大陸，死守香港，卻從來不是羅張二人的取態。初出道，《秋天的童話》，其實在紐約拍。「一九八九年，六四那一年，除了李瀚祥等老一輩的導演外，沒有新一代肯北上。我們上去拍《八兩金》，是最先返大陸的一個。」
以二人不問世事的個性，可以想像在大陸生存有幾困難。找姜文、鄔君梅等國內一線演員拍《宋家皇朝》，不是毛澤東的《開羅宣言》。「成本四千萬，等於現時的兩億。」當張婉婷身在大陸睇景，羅啟銳在香港大大小小電影公司拍門，年三十晚，最後一間，由下午四時等到晚上七時，當其他伙記在貼揮春，放煙花，秘書小姐走來跟羅啟銳說：「唔好意思，老闆話唔會返來了。」
「面前人人歡樂，我就連套戲開唔開到都未知，都幾頹喪。」羅啟銳仍然保持微笑。事隔幾年，拍《北京樂與怒》，講大陸的搖滾樂，角色造型披頭散髮，全身上下穿滿環，又講粗口，有領導人不高興。「要搖滾樂手唔講粗口，即係要人唔好出聲。」結果，被禁。「被禁後，電影在大陸的地下好勁，學生們常在深夜租放映室播映。幾開心吖，似地下英雄，哲古華拉。」
羅啟銳說，不打緊，每個偉大的導演總會被槍斃過。「觀眾會記得好的，忘記失敗的。」瀟灑得一如楊過被斬去手臂後仍能不計前仇。
孤芳自賞
足足十年，二人再沒有長片面世。「 Steve Jobs說過，感激給 Apple解僱，讓他由零開始，零負擔，才可以重新檢閱一下自己。」
張婉婷在電影學院客串教書，坦言不敢品題自己的作品，擔心新一代觀眾根本不認識昔日經典。「德斯汀荷夫曼（ Dustin Hoffman）有次在大學向電影學生演講，不斷引述《畢業生》（ The Graducate）。全場鴉雀無聲。他忍不住問同學有否看過自己的成名作。
「無人看過。」
情況就似跟一位年約廿五的美少女大談《秋天的童話》有幾浪漫有幾感人，她搖搖頭，連鍾楚紅是誰也不知道。「一齣電影與下一齣電影之間，都是一個低潮。每一個人都只紅到五分鐘。
「我現在是半紅不黑。」張婉婷解釋。不要以為神鵰俠侶真的清高得只願活在古墓，武林高手最愛追逐虛名。「讀書時，在紐約百老匯，有間很美的戲院，滿月時，大大的月光就在戲院背後，有條好長的人龍在排隊入場。
「當時，我在許願，有朝一日，我的電影，也能吸引一樣長的人龍。無導演希望觀眾少。
「孤芳自賞，只係無辦法。」
警告
新作《三城記》，講劉青雲為逃命，由山東逃到安徽逃到上海，依然對湯唯矢志不渝。劉青雲要唱京劇，他們沒有選擇北京的演員。「兵荒馬亂之下，流離失所，無人可以話自己是什麼人。
「何況，所謂三城，第三個城，是香港。把香港由漁村慢慢開天闢地出來的，就是五十年代戰後一班人。」用劉青雲就很合理。
羅與張於紐約大學相識，全班只有兩個香港人，邵氏過來揀蟀，為盡快埋班盡快開戲，在無甚選擇下合作。一合作就超過三十年，一相戀就超過三十年。這的確是《神鵰俠侶》的情節。
訪問當日，《玻璃之城》香港大學剛爆出校委會風波。羅啟銳一臉憂心：「互相分化、仇視、撕裂，我在香港生活幾十年，未見過。是很悲哀。
「初上大陸時，有朋友告訴我：『在大陸，要學懂一件事，有人走過來，先別信任，要懷疑他有不良動機。』香港，已有這種跡象。
「或者，還未可說是毀滅中，至少值得發出一個警告。」
羅啟銳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歐洲片、荷李活片，不少也探討學生運動。張婉婷補一句：「新浪潮因此崛起，我們在這個火紅時代捱過來，很多高官也是，但他們是否已忘了自己火紅的心？
「佔中是好好的電影題材。香港應該上到，可惜，大陸一定不考慮。」
續集
年過三十的，希望，一看到茶煲會即時聯想起《秋天的童話》。那是一個最光輝的時代，文藝片一樣可以賣座可以攞獎，周潤發不用扮小丑，鍾楚紅毫無人工味，而且有陳百強。
「最紅時，好多片約，不斷要我拍《秋天的童話》續集，好悶。」張婉婷死不屈服。續集從未面世，更浪漫。
她當時應該不會想像到在打後的日子，絕望到要放下基督徒的規條，走去拜車公，只為轉一轉風車，可以為自己帶來好運，找到投資商開拍《宋家皇朝》。
「紅一陣，跌低，又紅一陣，跌低的時候不必氣餒，做好準備，總有升高的一天。」說的，不是我們的香港。
撰文：方俊傑
攝影：胡春輝
攝錄：羅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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