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香港製造》的墳場尋人，《香港有個荷里活》的駁錯手，抑或是《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的落紅雨，陳果電影都予人一種很cult的感覺，怪雞荒誕得來又非常貼地寫實。陳果日前接受《蘋果》訪問，並不太認同自己的片cult，「低成本就係，但你話係咪cult呢，我就覺得唔係。」導演眼中，「cult」的定義很廣，它帶點諷刺性，題材有點離經叛道，亦要視乎電影上映時的環境。他舉例說，杜琪峯的《東方三俠》當年絕對是主流商業片，今日看卻cult片十足：「三個女仔好打得喎，題材又唔係寫實，拍到飛天遁地乜都得。但今日睇你先發覺cult。」
人人都說《紅Van》cult到無倫，結尾甚至玩到出神入化，陳果自覺拍得很冷靜，也不是當cult片般處理：「如果我諗住當cult片咁拍，好多鏡頭上做法都唔同，美學嗰度，或者造型嗰度，係有少少顛覆性。處理方法會多一啲cult味，cult味你係可以聞到。」
陳果有「草根導演」之稱，是因他喜歡將賤斥之物，諸如「衞生巾」、「糞便」、或「經血」，有意無意融入電影之中，很多愛解讀陳果電影的觀眾，認定這是後現代主義，以鄙賤之物去控訴社會現況，是一種意識形態。陳果解釋，《香港製造》入面，阿龍用衞生巾包紮傷口一幕絕對是刻意，「但又好正常，是生活一部份」；《去年煙花特別多》有女中學生向的士司機擲衞生巾，陳果認為這是反映年青人的不覊，對中年人的對立，是情節所需；來到《細路祥》，有蠱惑仔誤喝了裝着衞生巾的檸茶，陳果也笑說過了火位：「呢場戲好多人都頂唔住，但我覺得又冇乜所謂。我又唔係知識份子，係草根電影工作者，我鍾意拍乜咪拍乜囉，冇咁多枷鎖。」他補充說：「老老實實大師拍呢，就冇人投訴嘅。我哋拍呢就有人投訴，我未成為大師嘛！所以呢啲嘢，觀眾角度與審判問題啫。」
陳果認為不用聯想到社會性這麼高層次，但製造話題或輿論是必要，尤其是獨立電影或小本經營的製作。「如果唔做呢啲嘢，係唔會引起注意嘅。當然，你話除咗呢啲戲，冇乜好睇呢，咁就唔係太好啦。」陳果的新作《三夫》，是「妓女三部曲」的終章，講述一個患性上癮的失智女子，一人服侍三夫的故事，同樣有極具爭議的內容，「我用咗一場鱔魚嘅戲，都有啲人頂唔住，鬼佬就更加，但日本人又覺得冇事。所以都係文化（差異）問題。」正如陳果之前所述，《三夫》只聽戲名已聞到cult味，不過陳果今次一樣很克制，「我拍嗰陣盡量避咗呢個（cult）味，冇用鏡頭、造型或者美學上令佢更扭曲，因為本身已經好扭曲。」提到為何與前兩部作品《榴槤飄飄》與《香港有個荷里活》相隔了17年，陳果強調要等這麼久，主要原因是主題跟時代變遷有關，「呢個等係值得嘅。香港發生乜嘢事，我盡量攞一種好隱晦嘅方法去講。」
獨立電影之路本身已經難行，近年的競爭又越來越大，年輕人又應何以自處？陳果給了一些貼士：「我覺得大膽啲，諗多啲，唔好再睇番轉頭，成日覺得港產片嗰啲光輝時刻。多啲參考人哋嘅作品，有時話啲好嘢比以前啲老鬼做晒，其實唔係嘅。一定會諗到（好橋），呢個係永恒。」
採訪：馮國康、何永寧
攝錄：馮峰、Neo
攝影：沈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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