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景婷平日會帶兩歲兒子，到住所附近的沙田公共圖書館看童話。記者讓任職中文老師的她，細閱簡體字童書，她才 O嘴驚覺殘字書已滲入圖書館，絕不會讓起跑線上的兒子閱讀。（胡智堅攝）
封面故事
康文署谷簡體字書 起跑線上洗腦
康文署被揭政治審查，阻撓刊登劇團成員母校「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的「國立」字眼，為赤化公然歪曲事實。康文署隸屬民建聯成員、號稱「垃圾桶」的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其染紅魔爪原來已延伸至全港六十八間公共圖書館，觸及近日聞風喪膽的爭議議題–簡體字。
本刊發現，圖書館內充斥大量大陸版簡體字書，包括大批兒童童話故事。
專家看過之後批評它們會對兒童學習中文構成障礙，其大陸用語及政治洗腦成分，家長慨嘆是反國教之後，孩子起跑線上另一場噩夢。
公共圖書館由○六年至今，合共花費二千萬元，採購了六十萬本簡體字書，佔同期中文書採購量一成。如今走入圖書館，大約每十本就有一本是簡體字書，當中包括近二千種冷門大陸雜誌期刊，卻只有少數人翻閱。
本刊翻查《憲報》記錄，發現由回歸初期至今，有逾億元買書所花的公帑流入中聯辦旗下三聯書店及專出簡體字書的大陸國企口袋，但學者質疑部分簡體字書刊並非照顧主流香港讀者口味，政府大舉購入是浪費納稅人金錢，事件更令人質疑背後的政治目的。
走進有二百二十萬藏書量的銅鑼灣中央圖書館，無論是兒童、青少年或成人書架，隨處可見簡體字書。其中在兒童部，不少童話書都是大陸出版，來自多個省市。它們很多都色彩繽紛、插圖精美、粉紙印刷，每本標價數十元人民幣。
在網上系統搜尋中央圖書館「中國出版」的中文兒童外借書，合共有一萬多本，單是一○年至一五年間，就有三千三百六十九本，這個數目已拍得住對上一個十年（○○至○九年）的三千八百多本。揭開大陸童書就發現內裡全是簡體字，兒童閱讀原來有不少潛在問題。
問題一：認字障礙
香港大學明德學院中國研究主修課程統籌主任鄧昭祺教授，看過本刊從公共圖書館借來的兒童書後，指出幼稚園至小學階段的兒童，正值認字階段，在學校學繁體字的同時又接觸簡體字的話，有機會混淆及出現學習障礙。他舉例，「畫」、「書」、「筆」三字，同樣有「聿」的部分，小朋友學習時會聯想到它們的關聯。但簡體字的「画」、「书」、「笔」寫法完全不同，孩子不會想到它們之間的關聯，增加記認難度。
鄧昭祺說，有人認為簡體字因筆畫少故比繁體字易學，其實是錯誤觀念，「字體太簡化，其實要花更多時間辨認。」例如「廠」、「廣」的簡體字為「厂」、「广」，他自己就經常混淆。另一例子是「豬」、「貓」、「狗」的部首可分辨三種動物，但簡體字「猪」、「猫」、「狗」則全為「犭」邊，會被誤解為全屬犬類。
「當簡體字失去造字原意，不能憑字形聯想到有關的事物，要靠死記符號，對兒童學習中文是一個障礙，甚至令他們對中文失去興趣。」鄧認為，既然簡體字對學習百害而無一利，圖書館就不應該購入簡體兒童書。
今年六十八歲的鄧昭祺，曾經是執業醫生，後因對中文有濃厚興趣，放棄行醫，改為全職教授及研究中文。他堅信：「古人的文學、書法、字畫、石刻等，都是用正體字寫。如只學簡體，就不會再有人明白古人的文字，中國文化的根就沒有了。」他又提醒：「一國兩制的意思是：你的制度是簡化字，我的制度是正體字；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
問題二：大陸用語
簡體字書另一個問題，是一律採大陸用語，與港人平日表述方式不同。其中一本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所出的《食物對身體有哪些好處？》，內容提及的食物名稱：沙律寫成「沙拉」、雪糕變「冰激凌」、焗薯是「烤土豆」、番茄變「西紅柿」、紅蘿蔔是「胡卜」等。
另一本在江西出版的幼兒故事《傑里米畫了個小怪物》，公共巴士寫成「公交車」、也有大陸慣用的兒化詞，例如：玩耍變成「玩兒過」。此外，形聲詞也是香港人不熟悉的，例如：敲門聲「嘭」變成「梆」。
鄧昭祺指，書中的是大陸詞語，與香港人平日所用的不同，但又是同一個意思，會令小孩感混亂，家長教導時也難以解釋：「如果我是父母，一定不會借這些簡體童書，根本就是阻礙孩子學習。家長除非要培養小朋友成為研究文字學的專才、又有精力去教啦，咁或者可以睇呢啲書。」
育有一名兩歲兒子的中學中文老師莊景婷表明，一定不會讓兒子現在讀簡體字書，「我唔會話完全不應購入這些書，始終有讀者是看簡體字的，要照顧他們的需要，但或者可買少一點，畢竟這讀者群未必好大。」她建議圖書館分開放置簡體和繁體字書，以免小朋友誤拿簡體字書阻礙學習。
問題三：政治洗腦
一二年的反國教，令家長提起洗腦書都怕怕，但原來一大堆來自強國的簡體字政治童書，早就滲入公共圖書館。其中明天出版社的《我們的先鋒》，由國家教育委員會基礎教育司編撰，封面有戴着紅領巾的小孩、國旗、軍人及奧運聖火。內容是一個個共產黨「英雄」故事：「視死如歸的共產黨人—瞿秋白」、「人民的好領 A—毛澤東」，當然少不得「洗腦代表」雷鋒。寫毛澤東時，書中只一面倒稱讚他「勤快誠實」、「同情窮苦人」、「刻苦讀書」、「和人民共渡難關」，完全沒提他發動文革禍害。
另一本《國旗我們心中的旗》，內容講述國旗的由來，詳細描寫中國人民如何對國旗引以為傲：「不論春夏秋冬，不管颳風下雨，他們都要讓國旗與太陽同時升起、降落，象徵着我們偉大的祖國與日月同輝。」
其中一本簡體字童書《我愛中國共產黨》，以「勝利完成」描述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卻隻字不提過百萬人在大躍進死亡。教了十六年中文及中史科的中學老師陳仁啟說，《我》一書中指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事實是由當時的國民黨帶領。
另一本《理想的足迹黨的故事青少年讀本》提及一九二四年的國共合作，當時明明共產黨員很少，本應是「聯俄容共」，卻寫成「聯俄」、「聯共」，有如與國民黨平起平坐，與事實有出入。此外，對於抗美援朝中死傷的中國人數字也是隻字不提，只多次提及「殲敵」數目。
陳仁啟認為，香港是自由社會，應有不同觀點存在，所以購入這些書籍並無問題。不過兒童閱讀時，會單純地相信書中內容，因此家長必須提供恰當指引，和給予其他出版社、另一觀點的歷史書予孩子閱讀並講解事實。
作為家長的莊景婷，對於圖書館有洗腦書感到很意外，她批評：「一面倒、全部正面敍述、歌頌共產黨，實在太誇張。」被問到若兒子有機會接觸這類書，她皺皺眉道：「我會和他一起讀，應該要有很多解畫。」帶孫兒到圖書館的陸先生則批評：「政府或者圖書館是有心這樣做，想誘導小朋友向這方面思考，想洗腦、赤化。但香港就是香港，要用本土的文字。」
年花廿萬訂大陸雜誌
走進成人圖書館，同樣隨處可見大陸版簡體字書，在雜誌期刊架上，原來近七成中文期刊是大陸版、大約一千八百本，內容廣泛涉及教育、時尚、歷史、醫學等，更有偏門的軍事、地震、畜牧、航空技術、大學校報。單是軍事就有二十四本、地震學就有六本、畜牧又有五本。其中一本《中國畜牧雜誌》內容專業深奧，內有很多艱深符號及算式，一般市民難以明白亦甚少需要用到。
成人期刊也不乏政治洗腦類，與共產黨相關的就有約二十本，包括《中國黨政幹部論壇》、《中國共產黨》、《黨的文獻》等。其中一篇文章提到「習近平關於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一組論述」，編者指出版此文的用意為「幫助廣大幹部群眾全面系統學習、理解、掌握習近平同志關於嚴明黨的紀律和規矩的重要論述」，但試問又有幾多香港人有興趣又願意全面系統學習？
本刊記者於圖書館網上搜尋系統發現，中央圖書館內的大陸期刊中，包括不同省市的黃頁電話簿，如由中國電信新疆公司出版的新疆大黃頁、由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陽江分公司出版的陽江黃頁等。
中央圖書館要顧及不同讀者，購入某些類別的大陸期刊或有一定需要，但規模如此龐大、花費眾多資源去照顧小眾讀者，成效實在令人質疑。假設訂閱大陸期刊每本每年花費一百元人民幣，那麼訂購一千八百本，一年就要花十八萬，但能照顧幾多讀者實質需要，卻是一個大問號。記者連日觀察，發現在館內閱讀這些大陸雜誌的人少之又少。
翻查《憲報》記錄，公共圖書館主要幫襯三間公司訂購中文報刊和期刊，包括：中聯辦屬下聯合出版（集團）的新民主出版、交流圖書貿易、南亞文化實業，三間公司每二至三年入標一次，一五年合共投得一千六百萬元期刊合約，但○二年時只有交流圖書投得六百二十萬元的合約，可見買期刊的公帑開支，比對回歸之初增逾一倍。
鄧昭祺教授批評：「政府買書時應思考有無價值，若只有做研究者才閱讀，就不應買，因公共圖書館的對象是一般市民。既然沒人閱讀，圖書館為何要浪費資源買，又浪費地方放置？」
共產黨相關書籍
成人圖書館書籍方面，也有一些宣揚共產黨的簡體字書，例如：《企業共產黨員簡明讀本》、《入黨教材》等，也有不少以大陸口徑講述香港九七回歸。
最有趣是一本叫《港人大寫意一個北京人眼中的香港人》的簡體字書，以大陸人角度看香港人，其中一章：「香港人還醜陋嗎」寫道：「說香港人在有人看得見的地方一副很有教養的樣子，一到沒人的地方就不是他了也不盡了然。」該書另一章節又提及：「香港人以中國內地為鄉下，潛意識裡把中國當自己的根的意思，也含有看不起窮親戚的意思。」批評香港人拒絕當中國人的態度。
簡體字書並非全是邪惡，事實上，部分例如中國文學、美術、書法、古代歷史等題材，或有需要購入大陸版，令讀者得到更專門詳盡的知識。但簡體兒童書、洗腦書隨處可見，令人質疑管理公共圖書館的康文署，背後可能有政治任務。
三聯十年中標億四
康文署回覆本刊表示，截至去年十二月底，公共圖書館總藏書量約為一千二百三十萬項，但未有說明當中簡體字書佔多少。署方說，○六年至今，合共採購了五十九萬本簡體字書、五百二十六萬本繁體字書。署方指，每年購買的中文簡體字書數量不定，平均佔同期採購的中文書籍總數約 9%，十年的總開支約為二千一百九十萬元。
《憲報》顯示，公共圖書館主要向中聯辦旗下的三聯書店購買中文書，○二至一三年間，三聯合共中標一億四千七百萬元。另外， TOM集團的城邦，期內亦中標一億三千萬元。公共圖書館也有幫襯售賣大陸簡體字刊物的國企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總公司、廣東省出版進出口公司，兩者在○二至一三年間，分別中標三千二百萬元及八百一十六萬元。公共圖書館每年採購至少七十萬館藏（包括：印刷、視聽、電子資源），英文書方面，由○九年起至今，維持每三年批出近九千萬元購書。
康文署指，購買的書種和數目，主要視乎讀者興趣、新出版書籍、書評書目等，選購會由圖書館轄下的館藏發展會議審批，屬內部架構，由公務員組成，並無外界成員。劉江華之下的康文署署長是 AO出身的李美嫦，一切，由聽命北京的政府話事。
公共圖書館點買書？
1.公共圖書館館長組成不同的學科小組，根據：出版社和書商目錄、書籍樣本、書評、書目和學科指南、暢銷書目等，選擇合適資料供採購。各館長因應社區的需要和興趣提出建議書目，書目擬定後，提交轄下的館藏發展會議審批。
2.公眾和專業團體提出購書建議，由館藏發展會議審批。
3.蒐集各界捐贈的書籍，但要由館藏發展會議審批通過，方可納入館藏。
館藏發展會議：
由圖書館總館長（營運及採編）擔任主席（現為趙疊紅），成員由香港中央圖書館、不同地區的圖書館，以及圖書館功能單位的圖書館總館長、高級館長及館長輪流擔任，並無外界人士。
撰文：關卓凌
攝影、攝錄：時事組
資料：鄭詠欣
news@nextdigita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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