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男人一定不可以沒有妓女，這是這世界的生活規則。」繼2000年的《榴槤飄飄》和2001年的《香港有個荷里活》，18年後最終迎來妓女三部曲之最終篇《三夫》。
從事電影工作十多年，陳果有感行業競爭之激烈，「因為現在太多人拍片，要突圍而出真的很困難。」在工業的洪流中，要站穩陣腳，堅持自己所想所做，陳果坦言：「作為導演，我覺得如果依附工業本身模式，沒有自己鍾意表達或者想說的東西是不行的。」
有別於新聞，單純揭發社會黑暗面或是不公不義的事，電影有更多的考量。陳果想了又想，「電影有難度，我們需要計算。這個人物是好看，但得想清楚值不值得為他拍一部電影。」主流電影的投資大，要「打動」投資者，就要靠電影本身的商業價值。「除非你在人物身上掘到一些更深、影響社會的議題，但不是每個故事都有如此一個深層次讓你發揮。」
「所以到九七年的時候，當然是我決定拍九七問題的時候，當時整個工業都無人會提這個問題，對香港政治完全放棄，但我都好奇怪為何電影工業當中，無人去拍關於九七問題的電影。」
「所以當年我考慮了很久，應該拍什麼題材才能令這部戲『得』呢？ 這個『得』不一定是票房大賣，而是拍出的作品自己都會覺得是一套好戲，這方面我真的想了很久。」反覆思量和努力之下，《香港制造》就是陳導對時代的回答。
「即是關乎電影內容，好比吃水餃一樣，有時候餡料不夠靚。每一家都做水餃，無得比較，或者就算比較都沒什麼特別。我常常會思考『餡料』問題，什麼場面會比較好看呢？什麼場面不好看呢？」有好的內容，令陳果的電影在多年後重看，也沒有脫節的感覺。
「我雖然鍾意睇獨立或者電影節的戲，但我睇王晶的戲都一樣會笑，千萬不要覺得我品味好高，其實我也是一般人，和你們沒什分別。」電影於大眾的心目中，娛樂的功能是必然的。
「所以在創作上並非關乎平貴問題，而是創意問題。當你無錢是否一定沒有好作品呢？不是的。」陳果以他多部經典電影回答這個問題，《香港制造》的高空掟電視，《細路祥》哭著唱歌，生活化的電影橋段，不花巧但令人深刻。
「我本身好鍾意剪報，我見到文章當中有一兩點好吸引，我就會剪下來，然後highlight。」
陳果自己寫戲，不時找出這些句子、文章重溫，看看合不合用。「這個都是我寫劇本時一個比較有優勢的地方，其實等如資源搜集。」
陳果又指，每當他看到有好的新聞圖片時，他也會保存起來。「我保存的目的是將來我拍戲時，我也想有這樣的畫面。」最近令陳導難以忘懷的，是在網上瘋傳，數個非洲小孩手拿膠拖鞋模仿他人做出自拍動作的照片。「這張相所說的是，『我沒有手機，但我拿拖鞋來扮手機』，這是很感人的，它的力量就是這麼大。」
「因為電影除了文戲要拍得好之餘，一些視覺效果都要做得好。」
「如果娛樂性不夠的話，幾嚴肅、幾高尚、幾低級也好，都引不起其他人關注，無人會理會你。」陳導多年來，總在自己的作品烙下令一部電影更豐富的印記和小玩意。
「絕對不是因為成本多少的問題，只視乎你是否願意去想些古靈精怪的橋段。所以每一部戲我都千方百計地想一些Impact（效果），希望打動觀眾，我的電影就是這樣。」
新戲《三夫》又有什麼賣點呢？人人都說 《三夫》多看頭。無他的，只因性愛場面豐富且多變。
「所以戲中就有一場中環貨斗車性愛的戲份，這場戲現時都有好多人談論。即是有些東西會令人留下深刻印象，我覺得我寫劇本時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部戲只得一個位其實並不夠，當一部電影個半小時，只得一個場景令人記得並不足夠，所以最好有三個。」原來，香港導演也喜歡玩電影彩蛋。
作為一個香港導演，陳果仍抱有當日《香港制造》的初心。「所謂的社運、政治電影並非什麼新鮮的事，只不過現在越來越難做，因為沒什麼市場價值。一般人會覺得政治很煩，不會想到戲院看政治電影。」
然而，他深信電影的一個政治功能在不同的社會、階層和體制都會出現。「如以獨立電影運作，這會更易操作。如那人物是好看的、那件事做出來是好玩的，政治電影我也會做，也希望做到。」但他笑著補上一句，「可惜做完出來也未必能上映。」
或許，你會問陳果創作之火為何不易熄滅，聽到他樂此不疲分享創作的樂趣，這就是最好的解釋了。
撰文：文倩儀
攝影：時事組
來源 source: http://nextplus.nextm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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