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獨立媒體《誌》的辦公室，今年七月新成立。網媒很蚊型，只有三個人，在主流媒體工作十多年的資深記者關震海是主編，還有剛畢業不久的年輕女孩王紀堯和陳卓斯。他們同時是記者、攝影師、編輯、剪片、公關、講座搞手和銷售員，實行自己內容自己賣。毋須出勤時，三人擠在小室中整理照片、剪片、分析時局、討論題目、睇新聞直播，說說笑笑，看着太陽沉了又升起。
「記錄香港，香港有誌」，是《誌》的格言。他們說，只要當天團隊出動，都會有一條記錄片。三人喜歡用長鏡頭捕捉1至3分鐘，拍下整個過程，再剪輯成十多廿分鐘的小記錄，把過目即忘的畫面，碎片化的新聞事件，整理成有系統的影片，讓讀者自行分析，引發不同討論，因為新聞從來不只一個角度，一款呈現的方式，一種既定立場。沒旁白，沒多餘效果，影片真實不修飾，令《誌》在反修例運動芸芸冒起的網媒中，火速彈起。
「我們的角色是補足主流傳媒遺失的東西。」細細粒但談吐成熟的陳卓斯常被同事取笑是「小學雞」，她愛拿着DV機，在抗爭現場遊走，尋找些別人未必關注的周邊事，街頭巷尾的小插曲，街坊的對話，都是大事件中不可或缺的枝節。陳卓斯尤其喜歡這角色，有種像在把隙縫填滿的滿足感，為歷史拾遺。「當刻如何使用鏡頭是種釋放，我會將被拍的人拉到跟我很貼近，至少我能記住那一刻香港人的情緒是怎麼樣，我的情緒是怎麼樣。」
《誌》真的很小，同時也很大，容納到主流媒體未必裝得下的採訪空間，是年輕記者寧願放棄相對高一點收入及前景的「大台」，所追求的自主自由。沒有坐鎮辦公室指點江山的採主，沒有上司下屬對題目的角力，沒有辦公室政治，三人一起食飯，輪流放假，落場時分區拍攝，再把大家所見所聞，剪輯成影像作品。
四月開始籌備《誌》，原本是獨立記者的關震海一開始沒打算請人，除了穩定寫文章賺稿費，也接洽一些零散工作，例如為人管理Facebook、網絡諮詢、圖像設計、拍片等，「這類工作過去幾個月沒有了九成，最近一兩個月才有點工作，有返收入才敢請人。」
「十．一國殤日遊行」前的一天，兩位女孩在關震海資助下買了新相機，陳卓斯終於把用了3年、在第一天拍攝元朗大遊行時就中了漆彈的Sony pj675換掉，花了不少積蓄，「拍一天片的量已有百多200GB，Hard Disk可能兩三個星期就要換一隻，又要備份，每一秒都是錢……」陳卓斯碌了碌眼睛，數數手指，續道：「如果眾籌計劃失敗，我們仍有很多計劃去延續工作，但未眾籌到時都要維生，否則如何買新相機？」
處理繁複的眾籌事務，辦講座宣傳理念，聯絡台灣有合作興趣的獨立媒體……兩位後生女也沒想到，自己第一份正職，除了磨練採訪技巧，亦要積極構想記者的營運模式，這也是新興媒體記者的共業。
新聞是我的青春──王紀堯
「我會形容，新聞是我的青春，每次做新聞都有種熱血沸騰的感覺，就好像喜歡一個人，是可以沒理由的。」王紀堯爽快定義了新聞之於她，如一番青春物語，很清爽，很真誠。22是一個怎樣的年歲？告別稚拙，又怕追不上別人的熟練；一股作氣，有時卻瞻前顧後，質疑自己的能力；自我懷疑過後，繼續勇往直前，超越自己。
「即使寫完一篇文沒人看，我都沒所謂，我覺得自己很變態。」王紀堯如此形容自己對「新聞」的狂戀，享受衝鋒陷陣，享受收集故事，享受跟受訪者聊天建立關係，享受寫不出文章的腦便秘。
王紀堯在浸會大學新聞系畢業，曾在《明周》、《有線新聞》兼職和實習，畢業時有線提供了不錯的offer，她卻選擇在寂寂無名的獨媒展開首份正職工作，只因她認同關震海的理念，她說，遇上願意落手落腳跟年輕人一起做新聞、親自授業解惑的人，比升職加薪更機會難逢。
「電視台講求速度，當下未必有足夠時間思考和消化，感覺做來做去都是一個模樣。到底是否每天出去扑咪、問問題、寫稿才是記者應做的事？」在電視台工作，須同時跟攝製隊、收集新聞資料的同事、採訪主任等人分工合作，對喜歡自己揸相機找題材、寫文稿一腳踢的王紀堯而言，有點侷促，總覺欠了甚麼。「實習後我想過留在有線，始終是熟手了。但關震海先邀請我加入《誌》，我們在《明周》認識，大家早已熟絡，我想趁年輕試多點東西，就放膽一試。」
沒有2014年採訪雨傘運動的經驗、佔旺的觀察、2016年旺角騷亂的分析，王紀堯以「遺憾」來形容這些缺席，縱使當年的她依然年青，「正因為沒有以上經驗，我很多時在報道現場都沒有足夠判斷力及膽量走前一點，每天都在怪責自己經驗不足，做得不夠好。」因為太熱愛，才會覺得遲了遇上，都是錯過，正如王紀堯所說，做新聞如談戀愛，有了衝鋒陷陣的勇氣，就不再怕吃催淚彈而發高燒、肚痾整整一星期，也顧不了布袋彈擦過眼楣的瞬間和落在手臂的胡椒噴劑，她只肉緊是否捕捉到現場的電光火石。
「海一直給予很大自由度記者，我覺得他是很願意教的人。」如果沒有關震海，你們會點樣？二人一陣訕笑，推說如果《誌》執笠，可能要到街頭賣藝。王紀堯說也許還是會回到主流傳媒，但未必做太久或做得開心，接續認真道，如果沒有與海共事，未必留意到一些細節，磨練到新聞的分析力和觸角，「例如現場誰是指揮官，指揮官怎樣影響警隊，再啟發我去思考，寫一些連我都想像不到會寫成的觀察文章。」正因為有犯錯和修正的空間，王紀堯由質疑自己到重新信任自己，她說這樣的自由，以香港媒體來說難能可貴。
「自己內容可以自己sell，是擴闊了記者身份的想像，包括去想如何利用社交媒體，令內容讓更多人看到。」現今傳媒人總說三年一代，五年是記者的大限，更短的，兩三年就轉行。人工低，工時長，前途暗淡，媒體投放資源少，多少人由一腔熱誠到灰心喪志，最後放棄，不是因為不愛，而是因為沒有未來。王紀堯初入行頭一年，已在為這終身志業作打算，希望在理想消磨怠盡前，找到堅持做下去的方向，「工作跟薪金不成正比，理想當飯食？這些都是看你如何定義。記者不是賺不到錢的，我覺得只要找到一種營運模式，記者可以做一世。」
當記者是種贖罪──陳卓斯
「常常都有前線示威者和市民走過來說多謝記者、辛苦了記者，其實我很怕聽到這說話。」齊瀏海，小馬尾，圓眼鏡，陳卓斯個子小，常被人誤會是學生記者，開口說話，卻有種不屬於這年紀的穩重。「我沒法走到前線勇武抗爭，惟有去贖罪，做一個記錄的人。」在城市大學創意媒體系畢業的陳卓斯，自言100%沒想過當記者，也不知道「新聞」是何物。6.12中信大廈的可怕經歷令她輾轉難眠半個月，怕子彈怕催淚彈，但決定由站在後排的和理非變成記者，舉機走到前線，利用自己一技之長記錄運動。
「記者總在相對安全的位置參與這事，相比起示威者的勇氣，我甚麼都不是。我覺得他們不應多謝我，而是要譴責我。」對別人愧疚，對自己控訴，源自於心裏的善良，也許記錄者正正需要這種善，才懂得捕捉別人細密的情緒。
6月底，陳卓斯寄了不同電郵到各大媒體應徵記者一職，寄到《誌》的時候，她寫多了一封自薦信，「我跟海坦白說，我不是傳統新聞系出身，完全不知道新聞是甚麼，只懂拍東西。他Whatsapp我說了一句：卓斯，先不要理新聞是甚麼，相信你自己，根據自己想法和角度拍喜歡的東西就可以了。一個有十多年經驗的資深傳媒人這樣跟新人說，讓我很感動。」
記者就是自己的品牌──關震海
「記錄，本應是沒有大台。」關震海認為香港新聞碎片化，欠缺有系統的新聞記錄，「這年代媒體繼續經營是重要，但解放記者更為重要。當記者死掉，媒體存在也沒意思，因為這是人的工業。」關震海為《誌》發起眾籌，希望由記錄香港到記錄亞洲，建立一個跨越香港、英國、台灣、日本的新聞資料庫，同時讓公民記者發表作品，開拓記者的無限可能：拍記錄片，帶導賞團，出書講故，30歲前轉唔到行不再是噩耗，記者也能成為終身志業，自給自足。
「我希望王紀堯和陳卓斯當記者幾年後就一腳踢開我，自己獨當一面。」關震海認為香港年輕人才華洋溢，能拍到很多東西，卻沒有好的平台容納。媒體僵化，記者只為體制服務，話語權、公信力、品牌都是公司的，他認為這種傳媒生態很扭曲，「外國記者自主和獨立性、地位都較高，觀眾會追住看某記者分析時局的直播，記者的觀點會放在新聞報道前，更能出書，擁有自己作品的版權，他們就是自己的品牌，為何香港做不到呢？」
比起留在主流媒體中當「螺絲」，關震海寄望年輕記者發展到自己的專線專題，尋找賴以為生的營運模式，「香港記者不只是當本土記者，而是成為亞洲記者。我希望《誌》的報道能遠至日本、台灣，甚至世界，讓香港故事呈現其他地方，才是真正Fight for Hong Kong。」
獨立媒體《誌》的港、台眾籌計劃：
http://bit.ly/2Qekd76
記者：王秋婷
編輯：鄒仲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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