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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5日 星期四

【抗暴●記者】年輕記者棄做新聞大台 加入獨媒80呎斗室 剪片搞眾籌 以鏡頭記錄真相 __,TVB,大台,

只要當天有《誌》的團隊出動,都會有一條記錄片。三人喜歡用長鏡頭捕捉1至3分鐘,拍下整個過程,再剪輯成十多廿分鐘的小記錄。
這是獨立媒體《誌》的辦公室,今年七月新成立。網媒很蚊型,只有三個人,在主流媒體工作十多年的資深記者關震海是主編,還有剛畢業不久的年輕女孩王紀堯和陳卓斯 ...






這是獨立媒體《誌》的辦公室,今年七月新成立。網媒很蚊型,只有三個人,在主流媒體工作十多年的資深記者關震海是主編,還有剛畢業不久的年輕女孩王紀堯和陳卓斯。他們同時是記者、攝影師、編輯、剪片、公關、講座搞手和銷售員,實行自己內容自己賣。毋須出勤時,三人擠在小室中整理照片、剪片、分析時局、討論題目、睇新聞直播,說說笑笑,看着太陽沉了又升起。



「記錄香港,香港有誌」,是《誌》的格言。他們說,只要當天團隊出動,都會有一條記錄片。三人喜歡用長鏡頭捕捉1至3分鐘,拍下整個過程,再剪輯成十多廿分鐘的小記錄,把過目即忘的畫面,碎片化的新聞事件,整理成有系統的影片,讓讀者自行分析,引發不同討論,因為新聞從來不只一個角度,一款呈現的方式,一種既定立場。沒旁白,沒多餘效果,影片真實不修飾,令《誌》在反修例運動芸芸冒起的網媒中,火速彈起。



「我們的角色是補足主流傳媒遺失的東西。」細細粒但談吐成熟的陳卓斯常被同事取笑是「小學雞」,她愛拿着DV機,在抗爭現場遊走,尋找些別人未必關注的周邊事,街頭巷尾的小插曲,街坊的對話,都是大事件中不可或缺的枝節。陳卓斯尤其喜歡這角色,有種像在把隙縫填滿的滿足感,為歷史拾遺。「當刻如何使用鏡頭是種釋放,我會將被拍的人拉到跟我很貼近,至少我能記住那一刻香港人的情緒是怎麼樣,我的情緒是怎麼樣。」



《誌》真的很小,同時也很大,容納到主流媒體未必裝得下的採訪空間,是年輕記者寧願放棄相對高一點收入及前景的「大台」,所追求的自主自由。沒有坐鎮辦公室指點江山的採主,沒有上司下屬對題目的角力,沒有辦公室政治,三人一起食飯,輪流放假,落場時分區拍攝,再把大家所見所聞,剪輯成影像作品。



四月開始籌備《誌》,原本是獨立記者的關震海一開始沒打算請人,除了穩定寫文章賺稿費,也接洽一些零散工作,例如為人管理Facebook、網絡諮詢、圖像設計、拍片等,「這類工作過去幾個月沒有了九成,最近一兩個月才有點工作,有返收入才敢請人。」



「十.一國殤日遊行」前的一天,兩位女孩在關震海資助下買了新相機,陳卓斯終於把用了3年、在第一天拍攝元朗大遊行時就中了漆彈的Sony pj675換掉,花了不少積蓄,「拍一天片的量已有百多200GB,Hard Disk可能兩三個星期就要換一隻,又要備份,每一秒都是錢……」陳卓斯碌了碌眼睛,數數手指,續道:「如果眾籌計劃失敗,我們仍有很多計劃去延續工作,但未眾籌到時都要維生,否則如何買新相機?」



處理繁複的眾籌事務,辦講座宣傳理念,聯絡台灣有合作興趣的獨立媒體……兩位後生女也沒想到,自己第一份正職,除了磨練採訪技巧,亦要積極構想記者的營運模式,這也是新興媒體記者的共業。



新聞是我的青春──王紀堯

「我會形容,新聞是我的青春,每次做新聞都有種熱血沸騰的感覺,就好像喜歡一個人,是可以沒理由的。」王紀堯爽快定義了新聞之於她,如一番青春物語,很清爽,很真誠。22是一個怎樣的年歲?告別稚拙,又怕追不上別人的熟練;一股作氣,有時卻瞻前顧後,質疑自己的能力;自我懷疑過後,繼續勇往直前,超越自己。



「即使寫完一篇文沒人看,我都沒所謂,我覺得自己很變態。」王紀堯如此形容自己對「新聞」的狂戀,享受衝鋒陷陣,享受收集故事,享受跟受訪者聊天建立關係,享受寫不出文章的腦便秘。



王紀堯在浸會大學新聞系畢業,曾在《明周》、《有線新聞》兼職和實習,畢業時有線提供了不錯的offer,她卻選擇在寂寂無名的獨媒展開首份正職工作,只因她認同關震海的理念,她說,遇上願意落手落腳跟年輕人一起做新聞、親自授業解惑的人,比升職加薪更機會難逢。



「電視台講求速度,當下未必有足夠時間思考和消化,感覺做來做去都是一個模樣。到底是否每天出去扑咪、問問題、寫稿才是記者應做的事?」在電視台工作,須同時跟攝製隊、收集新聞資料的同事、採訪主任等人分工合作,對喜歡自己揸相機找題材、寫文稿一腳踢的王紀堯而言,有點侷促,總覺欠了甚麼。「實習後我想過留在有線,始終是熟手了。但關震海先邀請我加入《誌》,我們在《明周》認識,大家早已熟絡,我想趁年輕試多點東西,就放膽一試。」



沒有2014年採訪雨傘運動的經驗、佔旺的觀察、2016年旺角騷亂的分析,王紀堯以「遺憾」來形容這些缺席,縱使當年的她依然年青,「正因為沒有以上經驗,我很多時在報道現場都沒有足夠判斷力及膽量走前一點,每天都在怪責自己經驗不足,做得不夠好。」因為太熱愛,才會覺得遲了遇上,都是錯過,正如王紀堯所說,做新聞如談戀愛,有了衝鋒陷陣的勇氣,就不再怕吃催淚彈而發高燒、肚痾整整一星期,也顧不了布袋彈擦過眼楣的瞬間和落在手臂的胡椒噴劑,她只肉緊是否捕捉到現場的電光火石。



「海一直給予很大自由度記者,我覺得他是很願意教的人。」如果沒有關震海,你們會點樣?二人一陣訕笑,推說如果《誌》執笠,可能要到街頭賣藝。王紀堯說也許還是會回到主流傳媒,但未必做太久或做得開心,接續認真道,如果沒有與海共事,未必留意到一些細節,磨練到新聞的分析力和觸角,「例如現場誰是指揮官,指揮官怎樣影響警隊,再啟發我去思考,寫一些連我都想像不到會寫成的觀察文章。」正因為有犯錯和修正的空間,王紀堯由質疑自己到重新信任自己,她說這樣的自由,以香港媒體來說難能可貴。



「自己內容可以自己sell,是擴闊了記者身份的想像,包括去想如何利用社交媒體,令內容讓更多人看到。」現今傳媒人總說三年一代,五年是記者的大限,更短的,兩三年就轉行。人工低,工時長,前途暗淡,媒體投放資源少,多少人由一腔熱誠到灰心喪志,最後放棄,不是因為不愛,而是因為沒有未來。王紀堯初入行頭一年,已在為這終身志業作打算,希望在理想消磨怠盡前,找到堅持做下去的方向,「工作跟薪金不成正比,理想當飯食?這些都是看你如何定義。記者不是賺不到錢的,我覺得只要找到一種營運模式,記者可以做一世。」



當記者是種贖罪──陳卓斯

「常常都有前線示威者和市民走過來說多謝記者、辛苦了記者,其實我很怕聽到這說話。」齊瀏海,小馬尾,圓眼鏡,陳卓斯個子小,常被人誤會是學生記者,開口說話,卻有種不屬於這年紀的穩重。「我沒法走到前線勇武抗爭,惟有去贖罪,做一個記錄的人。」在城市大學創意媒體系畢業的陳卓斯,自言100%沒想過當記者,也不知道「新聞」是何物。6.12中信大廈的可怕經歷令她輾轉難眠半個月,怕子彈怕催淚彈,但決定由站在後排的和理非變成記者,舉機走到前線,利用自己一技之長記錄運動。



「記者總在相對安全的位置參與這事,相比起示威者的勇氣,我甚麼都不是。我覺得他們不應多謝我,而是要譴責我。」對別人愧疚,對自己控訴,源自於心裏的善良,也許記錄者正正需要這種善,才懂得捕捉別人細密的情緒。



6月底,陳卓斯寄了不同電郵到各大媒體應徵記者一職,寄到《誌》的時候,她寫多了一封自薦信,「我跟海坦白說,我不是傳統新聞系出身,完全不知道新聞是甚麼,只懂拍東西。他Whatsapp我說了一句:卓斯,先不要理新聞是甚麼,相信你自己,根據自己想法和角度拍喜歡的東西就可以了。一個有十多年經驗的資深傳媒人這樣跟新人說,讓我很感動。」



記者就是自己的品牌──關震海

「記錄,本應是沒有大台。」關震海認為香港新聞碎片化,欠缺有系統的新聞記錄,「這年代媒體繼續經營是重要,但解放記者更為重要。當記者死掉,媒體存在也沒意思,因為這是人的工業。」關震海為《誌》發起眾籌,希望由記錄香港到記錄亞洲,建立一個跨越香港、英國、台灣、日本的新聞資料庫,同時讓公民記者發表作品,開拓記者的無限可能:拍記錄片,帶導賞團,出書講故,30歲前轉唔到行不再是噩耗,記者也能成為終身志業,自給自足。



「我希望王紀堯和陳卓斯當記者幾年後就一腳踢開我,自己獨當一面。」關震海認為香港年輕人才華洋溢,能拍到很多東西,卻沒有好的平台容納。媒體僵化,記者只為體制服務,話語權、公信力、品牌都是公司的,他認為這種傳媒生態很扭曲,「外國記者自主和獨立性、地位都較高,觀眾會追住看某記者分析時局的直播,記者的觀點會放在新聞報道前,更能出書,擁有自己作品的版權,他們就是自己的品牌,為何香港做不到呢?」



比起留在主流媒體中當「螺絲」,關震海寄望年輕記者發展到自己的專線專題,尋找賴以為生的營運模式,「香港記者不只是當本土記者,而是成為亞洲記者。我希望《誌》的報道能遠至日本、台灣,甚至世界,讓香港故事呈現其他地方,才是真正Fight for Hong Kong。」



獨立媒體《誌》的港、台眾籌計劃:

http://bit.ly/2Qekd76



記者:王秋婷

編輯:鄒仲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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