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運動爆發以來，逾7,500人被捕，多人失蹤。社交媒體湧現無數則「尋人啟事」，成了香港日常。究竟九個月以來，那些突然消失於街頭的人往哪兒去了？家屬、攝影師和社工等，又如何展開漫長的尋人之旅？「尋人本是警察的工作，但近大半年此功能失效，我們只能靠自己。」有份參與「民間尋人鏈」的25歲社工阿彤如是說。
民間自發是反送中運動最特色的現象之一，由不同市民和社會階層組成的「民間尋人鏈」，又是怎樣產生和演化而成的呢？這一切，或許可從每次示威現場所拍攝的現場照片說起。
「嘭——」3月21日晚上，警察在元朗又新街施放數枚催淚彈。那時正忙於拍攝工作的網媒PSHK攝影記者Key，還未及戴上豬嘴，已見轉角位有約二、三十名警察衝前、追捕，並把四名示威者按在地上。
站在警察防線前的Key，馬上舉起相機「咔嚓」地拍下被捕者的樣子。同時，多名手持警棍、盾牌及胡椒噴霧的警察已瞬即拉起封鎖線，並着記者退後，他只好邊後退、邊急按快門，誰知，現場又有警察突然向記者噴胡椒噴霧，結果他的頸及手部還是不幸中「椒」了。
從一張照片 建構尋人鏈
自去年11月開始拍攝示威活動，Key已留意，「警察想把記者與示威者的距離拉開，讓我們拍攝不到他們的樣子。」因此他即使中了胡椒噴霧，也顧不得個人情況，趕忙脫去豬嘴、仔細查看自己所拍的每張照片，有否拍攝到被捕者的樣子，如果有，他會即時把相片上傳Telegram的「被捕人士關注組」。但這次他失望了，「四個被捕者中，我只拍到一個，還是側面。」他自責，如拍到照片，便可盡早聯絡被捕者家屬，「現在要看有沒有其他人拍到正面。沒有的話，側面也要上傳。」這樣做全為確保被捕人士的「存在」。
「首先，大家必須知道這個人的存在，才可進入下一步的行動。如果連他的照片及名字都沒有，就失去尋找的線索。我們拍下的每張照片，都是尋人鏈的開端。」Key直言這是攝影記者的崗位與責任。
當攝影師把照片上傳至Telegram及Facebook等社交媒體後，就輪到網民接力的時候。不少網民看到一則則標上相片、姓名及被捕時間的「尋人啟事」後，便會着手查看有沒有自己認識的人。這是一個由群眾外包的方式，以盡快尋找到被捕人士的家屬。「我們的平台像一堵連儂牆，或一塊壁報板。」facebook群組「香港失蹤人口關注組」管理員Leo解說，「每日平均有六十多個尋人帖子，有遊行示威的日子會更多。真的很多人看，認識的人更會提供線索。」
多得拍攝者和網民齊齊出力，被捕者家屬Jade才得以經社交媒體，迅速得知弟弟被捕的消息。Jade憶述，11月中旬的某一夜，她如常給弟弟發訊息，起初看到那個代表未讀的單剔，還以為只是示威現場的接收訊號不好。直到數小時後，她收到朋友傳來Telegram群組內一張弟弟被捕的照片，才知出事。「照片中，弟弟頭破血流。我很害怕第二日看到的會否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一條屍？」崩潰的她想飛奔到警署，奈何當夜交通癱瘓，也不知弟弟身處哪一警署。
無助家屬 靠社工尋親
「通常關注組會列出某一時段，不同被捕者被送往哪間警署，或傷者去了哪間醫院的資料。那一夜，我也不斷打電話，醫院的電話接通，說弟弟不在；再打去警署，則完全不通。當晚打了過百通電話。」 Jade整夜不眠不休撥電話，手一直抖，滿腦子也是弟弟在警署內遭人拳打腳踢的畫面，緊接還一陣乾嘔——全是焦慮的症狀。
等到天色漸亮，交通漸恢復，Jade即趕往家附近的警署查詢弟弟被收押的地方，誰料，得到的是警員一句「不在這裏」，還想趕她走，直至她擔心得哭了，警員才在電腦上查，一查就知弟弟的位置。到了早上9時，亦即弟弟被捕後約12小時，Jade終於來到他身處的警署外。她回想，弟弟被拍到照片，是不幸中之大幸。「那是一個證據，證明他被捕了。身邊有人被捕但沒被拍到，導致他的家人比我更遲到警署，有的甚至失蹤了。」
「那48小時內，家人基本上只可乾等。」 Jade一直坐在警署外靜候，與弟弟僅一牆之隔。雖然她深知無計可施，仍盡力爭取跟弟弟保持近一點的距離近。「至少他有需要，我可立刻支援。」陪她守候的，還有一群社工。
去年7月起，社工阿彤已參與被捕支援，她深明被捕者家屬的憂慮，因為每個前來警署的家屬，都會問那幾條問題：「他在警署內會否被人打？」、「甚麼時候可以保釋？」、「會不會留案底？」等。
「不安，來自對事情的不理解。」阿彤一頓，「沒有哪個家長經歷過子女被捕，我要盡力平復他們的情緒。」3月21日，她得悉有示威者被捕後，按照平日情況趕往警署，不厭其煩地向有關家屬簡介流程。
阿彤形容，社工在尋人鏈中，是律師與家長的中間人。當律師獲得任何資訊，包括被捕人士名單、接見被捕人士等，都會告知社工，再由社工轉告家屬。她說經自己轉介給律師的個案，現已累積達120多個，當中最年輕的被捕人士，只有12歲。
阿彤過去也曾參與尋人任務。「以前很久才發生一次，現在是每一日或者每個星期都發生。」她有感尋人已成香港日常。
警民失去互信 阻礙尋人
尋人日常，並不正常。根據警方的數據，2018年香港全年失蹤人口舉報數字為3046宗；2019年則為2643宗，相比之下，現在的失蹤個案竟然不升反跌，比2018年少403宗，情況不尋常。
為拆解謎團，失蹤群組管理員Leo給出另一個數字作比對，「據我統計，關注組創辦半年來，約有2000多人失蹤，撇除因認知障礙症等失蹤的長者，當中八至九成已尋回，至今未有下落的，則有二、三百人，有的不了了之，有的已去世。」
當社交媒體的失蹤數字如此龐大，何以警方公佈的數字卻比以前還少？阿彤推想，隨着警察與示威者衝突日增，警民之間失去互信，市民質疑警方失去尋人功能，故此寧願信自己、靠自己，激發更多民間尋人行動。
Leo想起關注組上常出現的「無可疑」個案。有一天，有人在關注組上發帖指一名男子失蹤，後來其親屬聯絡Leo，指他在家自殺了，「家屬叫我們刪帖，又不斷強調他的死亡與社會運動無關。」警方調查後亦指死者在家燒炭自殺，案件無可疑。
「我沒能力查考事件是否無可疑。我也明白，有些人會為感情、錢財自殺。但為何市民對那些『無可疑』案件感到疑惑？全是警察一手造成。」Leo引「陳彥霖案」為例，說他也不明白，游泳健將成全裸浮屍，為何也沒可疑。
私家偵探 給家屬一絲希望
警察缺席尋人鏈，有市民自動補位，親身在茫茫人海中尋親朋，亦有人選擇花兩萬元僱私家偵探協助。
私家偵探King Sir在7月初接獲第一個反修例尋人案後，至今連同電話查詢共二、三十宗。「幸運成功找到人，有三宗；但也有七、八月委託，失蹤者仍未尋回。」他說尋人講技巧。「每個人的身體都有記號，例如身形、紋身、傷痕等，這些細節豬嘴、面罩也不能完全遮蓋。」三次成功個案，就是靠耳後一個紋身、或目標人物恰巧脫口罩、吃麵包時發現。
「有家屬跟我們有默契，只需一張相片，知道人還安全，已滿足。」King Sir緊握雙手，「很悲哀，這應是警察的工作。」他曾問委託人為何不報警？對方支吾表示，「難道向警察說：我鬧子女去示威，政見分歧所以令他們離家出走？」家長們亦擔憂報警反而把子女推向火坑。
有父母在子女失蹤一個多月後才找King Sir，「相信他們找我之前，已經用盡所有方法尋人，我給予他們的是最後一絲希望。」這就如向無邊大海扔下救生圈，看能否多撈起一兩個人。
現在Jade的弟弟已安全回家，雖然他被警方控罪，但作為姐姐的她已感恩。「我與弟弟睡不同房間，以前他的鼻鼾聲常穿過牆鑽入我的耳朵，覺得很煩，但如今再聽到，卻覺得很安心。」
記者：黃桂桂
攝影：魏子朗、潘志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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