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悅在嶺南大學修讀視覺研究。 20歲的她悉心打扮，與三年前佔領時期一頭黑髮的她，大相逕庭。
壹號頭條
在鐵窗外補位
由學生帶起的雨傘運動，至今已經三周年，政府一直口說要「和解」，卻一再用行動「撕裂」。
上月，十三名反東北示威者以及雙學三子接連被上訴庭改判入獄。這群為社會公義走到最前線的青年，政權將他們一一送進監牢，以為可以壓止反抗之火繼續蔓延。
但在鐵窗外，仍有一個又一個年輕人，代替鐵窗內的戰友繼續吶喊。即使少了一個黃之鋒，少了一個羅冠聰，原來還有千千萬萬個她/他。
黃子悅、鄭家朗、黃莉莉，甘願大踏步走到最前線，為戰友補位。
相比獄中人，你或者會覺得，他們不甚了了。
但在這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利益當前的社會，能夠押上自己的前途，毋懼失去自由的可能，義無反顧地擁抱心裡的價值觀，那些自以為是的所謂「大人」，又有多少個做得到。
王子女神 黃子悅
黃子悅今年二十歲，正值青春少艾，在嶺南大學修讀視覺研究三年級。訪問當天，她穿了一條淺粉紅色低胸吊帶連身裙，隱約露出右肩的花圖案紋身，腳上穿上一對白色蕾絲短絲襪，襯上一雙白布鞋，少女味甚濃。有人叫她女神，有人叫她「王子」，但選擇了走上社運之路，或許從此不能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
三年前的九月二十六日，仍是一頭黑髮，不施脂粉的她作為學民思潮成員衝入了公民廣場，坐在中央升旗台上，第一次面對如此多的警察圍着自己，電話不停收到朋友關心的訊息，她直言那時「好驚」，忍不住哭。衝進去之前，學聯及學民思潮成員在立法會裡，用了個多小時開會，決定是否衝入公民廣場。黃子悅舉起了手，投下贊成票。沒想到，行動間接促成後來的七十九日佔領。自此，她覺得自己在這場運動上必須負上責任，在社運上愈行愈前，以至後來在佔領尾聲絕食了一百一十八小時，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昔日戰友入獄，她心中百味紛陳。吃飯時，想起入獄的同伴，被關在牢內吃着無味的食物，心中一沉；有些晚上，又會想起當晚衝入公民廣場的畫面，為何為社會犧牲得愈多的人，受到的懲罰竟是愈大，不甘心的感覺霸佔心頭；想着同伴獄中的清苦生活，淚水又忍不住沾濕枕頭。還有一種糾結：「因為我有份投票贊成呢個行動，或者其實衝入公民廣場，我都係其中一個參與嘅人。」那晚舉起的那隻手，令她在社運中愈走愈前，亦令她自覺無法卸下身上的責任。
背負責任
二○一五年，當學民思潮的光環褪色的時候，黃子悅擔任學民思潮發言人。她當時已有心理準備，在社運上站在最前線，必然會有某程度的犧牲，例如俾人拉。她自言性格倔強，不甘心因此而不作聲，決定還是堅守前線。到真的被捕，是今年七一前夕的「黑紫荊行動」。她說，是抱着豁出去的心態：「都已經行到咁前，如果政府真係要秋後算賬，一定搵到嘢去拉你，所以都睇得比較開。」
「黃之鋒佢都有講到話，做埋佢嗰份，咁我都會覺得係。既然佢哋喺入面可能已經改變唔到嘅時候，咁我哋咪惟有再更加努力。」判刑後，她也開始想到，可能有一天自己也會身陷囹圄，「開始去諗究竟喺呢段時間，我可以點樣善用剩番落嚟嘅時間去做我想做嘅嘢，覺得係有意義嘅嘢，希望可以付出更多。」
黃子悅現時是繼承了學民思潮資金的新學生組織「教育實驗學社」的主要成員，主力搞教育議題相關的工作坊、研習社。年初在立法會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報告公聽會上，她狠批報告將學童自殺問題諉過於學生不能受壓，嘲諷時任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可能局長個腦唔只塞草，仲塞紅葉。」又與政治素人袁健恩自發搞反一地兩檢街站。近年她不時在 facebook上載打扮性感的自拍照，亦發表性別議題有關的貼文，表達反父權的立場。
黃子悅對政治的投入，可說是由家庭慢慢培養。自小爸爸給她看時事節目，直到反國教時期，學民思潮的出現，令她發現原來中學生也可以「做啲嘢」，於是就加入做學民義工。當時媽媽跟她說：「我唔想做天安門母親。」黃子悅覺得：「有冇咁誇張呀？」到雨傘運動期間，一度流傳警方會開槍，媽媽再說同一句話的時候，黃子悅才真正明白媽媽的意思，淚水決堤而下。而爸爸雖然擔心女兒，但對她投身社運、明辨是非還是支持的。
對於香港的未來，她感到灰心。她覺得一國一制其實離港人很近，「但即使咁樣我都覺得，唔甘心乜都唔做就變成咁樣。我唔想到之後我哋睇番就係因為我哋咩都唔做，所以一國一制就到咗。我希望係大家都好有決心去搏盡試吓先。起碼我哋有做過。」
十七歲的畢業禮 鄭家朗
雙學三子入獄後兩星期，十七歲的鄭家朗迎來了他的首戰。他和黃莉莉二人在狹窄又充滿雜物的眾志工廈總部，主持首個記者會，批評教育局制訂的通識科教材染紅。忽然要擔大旗，家朗話只係「形勢所迫」：「佢哋走咗入去，都要有人補位，我就頂替咗上去。」
當年那場由學民思潮發起，超過十二萬人參與的運動，是不少年輕人的起點，家朗是其中之一。洗腦教育再度借屍還魂，迎起抵抗的依舊是最年輕、充滿稚氣的面孔，時光彷彿倒流到五年前的反國教運動，只是台上初試啼聲的家朗沒有像之鋒一樣，初出茅廬就鋒芒畢露：「佢哋成日都講到啲 sound bite俾記者去 quote，又或者好簡潔咁表達到，記者好容易寫。我比較悶，有啲緊張，變咗好多時都係照稿讀。」
家朗的父母比較親建制派，他小學時又經常參加工聯會活動，幫手做義工：「成日接觸工聯會嘅觀點。有咩事發生，會知『大家』認為係咁睇，大家係指工聯會或者爹哋、媽咪，變咗同佢哋同樣睇法。」一○年，曾蔭權和余若薇就政改方案進行辯論，還是小學生的家朗亦跟父母一同觀看：「嗰時我喺電視機前面鬧爆余若薇，話佢賣港、賣國賊咁樣，有種瘋狂式嘅民粹喺入面，即係你唔會有理據去反對，但就係知道我要憎佢、我要鬧佢。」
升中之後，碰上反國教運動的高峰，通識科老師在堂上講解黃之鋒誓死要撤的國民教育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家朗才醒覺多年來為鬧而鬧的原因：「原來建制派或者工聯會其實講少好多嘢俾我聽。好多嘢係呃咗我哋。」
當時家朗未有走上街頭，但種子一萌芽就回不了頭。一四年初，家朗和一班朋友柴娃娃組成「搏打製作」做 YouTuber，雖然短片充滿爛 gag，製作又略嫌山寨， view數慘不忍睹，但主題總是圍繞着環保、貧窮、棄養動物等貼地的社會議題。到雨傘運動爆發，家朗第一次參與到社會運動之中，與同學一起發起罷課：「我好記得， 928嗰日係星期日，嗰晚媽咪帶我哋去祈禱會。但過程中我不斷篤手機去聯絡啲人，去搞星期一個罷課。媽咪都知我想做啲嘢㗎喇，好大反應咁話：『你唔好返到去搞搞震喇！』但嗰時我係好堅決去做呢件事。」
接棒
香港眾志在去年四月成立，家朗第一時間報名做義工，協助羅冠聰的立法會競選活動。選舉完結後，獲黃之鋒邀請入黨，成為最年輕的眾志常委。「當我認為一件事啱就會做，一做就係好瘋狂。暑假大家瘋狂補習，我就不斷搞街站。」他幾乎連 DSE都擺埋一邊，到剩下一個月時間才開始埋頭苦幹。考完最後一科當晚，又立即趕去眾志的黨慶派對。反而七月中學謝師宴，差啲連一套見得人嘅衫都冇：「嗰日我喺立法會做緊嘢，四點先發覺唔對路，我六點 Grad Din，冇理由著住便服走入去㗎嘛。黨友就即刻同我一齊去買衫揀衫。」現時鄭家朗在樹仁就讀社會學系。
緊接着畢業，隨即就要面對社會的殘酷：七月底，羅冠聰的議員席位被 DQ，然後戰友更逐一被政權迫害入獄，對家朗造成好大打擊：「其實嗰幾日我唔係好處理到自己嘅情緒，我唔明白，點解仲有咁多聲音去攻擊佢哋。同佢哋相處都有一年啦，見到旁邊認識嘅人，走咗入監獄，去承受緊一啲嘢嘅時候，你會覺得好唔舒服。」他更曾擔心自己無法好好接手戰友們的工作：「始終我唔係入咗嚟好耐，處事成熟度冇佢哋咁高。佢哋每一件事，每一個行動，都好深思熟慮。到我接住，我唔知點去處理一啲關係，點樣去諗啲行動，個議題點樣行落去。因為好多人望住我，究竟未來點樣做。」
羅冠聰和黃之鋒入獄前一晚，眾志全體聚餐。席間羅冠聰捉住家朗話：「你喺出面好好努力啊，我哋喺入面做唔到啲乜嘢！」
「其實我好驚自己接唔住你哋支棒。」
「你唔使接住我哋支棒，你哋自己行一條新嘅路出嚟啦。」這刻，十七歲的他總算明白了。
訪問一完結，攝影師還在拍攝凌亂的眾志辦公室之時，家朗已經即刻拎起手機，一時 send voice message處理黨務，一時又打電話約電台訪問時間，忙個不停，配上他的齊蔭髮型，與印象中的黃之鋒，確有點相似。
烈女不怕死 黃莉莉
黃莉莉，身形瘦削，個子不高。過去，說她行得前嗎？對比戰友，還是不夠。五年前反國教運動，當時十八歲、準備升中六的黃莉莉在公民廣場絕食了 56小時，可是最終因身體不適，要提早結束絕食。雨傘運動清場時，她仍未有被捕的準備，最終沒有坐下等被捕。「當時可能會覺得，好多人做緊，咁我唔做可能都會有好多人做。」
這個「學民烈女」由學民思潮走入香港眾志，黃莉莉身形依舊單薄，但語氣比五年前堅定更多。今年七一習近平訪港前夕，眾志聯同社民連等組職發起「黑紫荊行動」，佔領了灣仔金紫荊，黃莉莉因而首次被捕，她語氣平靜地說，當時沒有驚，只因被捕這件事對於社運經驗豐富的她來說，太熟悉：「我身邊有好多人曾經被捕過，有協助佢哋處理、陪住佢哋經歷被捕，甚至係上庭、審判呢啲過程。」
上月反東北案中十三人被判囚，其中一個就是她的男友兼戰友林朗彥。他們由學民時期開始拍拖，至今五年。宣判當刻，她呆了，到走出庭外，朋友擁着她時，她才懂哭，哭男友入獄，哭法治不公。黃莉莉自己被捕時，仍沒有想過自己會坐監。但經過這一日後，她才知道自己有日也可能會入獄。
記者問：「妳 ready坐監未？」她道，不知道「 ready未」是否一個準確的形容，「我知自己係會咁樣發生。但係我唔會知道自己嗰一刻嘅心情，係咪都係好準備到。」她說，自己未有坐牢，其實是僥倖，因雨傘運動、衝擊中聯辦，她都在場。有掙扎過是否要企到咁前嗎？她答得直接：「冇。如果行動係我要行前，我就要做到。」
人浪
三年前的九二八，警察出動胡椒噴霧，甚至催淚彈。當天黃莉莉也在現場，她憶述大家「中椒」的情況：「噴胡椒噴霧嘅話，就係頭兩行嘅人食完之後，佢哋就褪後，後面嗰啲就補上。噴完之後又褪後又補上。」情況就如現在，黃莉莉以往在眾志多數負責後勤工作，但黃之鋒、羅冠聰等人入獄後，她也要面對傳媒。戰友入獄，她多次強調「仲可以做啲咩」：「我要努力去做我手頭上嘅嘢，我要努力去做我哋而家可以推動嘅嘢。」現在的她，唯一怕的，是身邊的人會被失蹤。若然發生，擔心之餘，最怕是自己無辦法做任何事，「喺香港坐監，你會知道，嗰個人係安全嘅，但被失蹤就係另一件事。」
黃莉莉在中學通識科課堂上認識六四，開始意識政權暴力，埋下她日後積極參與社運的種子。反國教期間，她升中六，加入學民思潮做義工。初時幫忙擺街站，後來狙擊吳克儉等行動，她都在最前線。在反國教運動中，走到絕食這一步，她沒有想太多，就在頭上綁起紅帶：「喺我嘅能力範圍入面，絕食係我可以做到嘅一件事。」
反國教後兩年，黃莉莉與男友林朗彥一起離開學民，成立廿一世紀少年，主力藝術性抗議行動。後來又參與雨傘運動，失敗告終後，社運各派別撕裂，她被強烈的無力感侵襲，失去行動力。直到去年立法會選舉，朱偉聰找她去幫民協助選，她抱着嘗試的心態踏出一步，再次回歸戰線。但衝慣的她，還是不習慣民協的定位、作風，覺得自己可再行前一些，最後回到眾志，在羅冠聰當選後擔任其議員助理。
七十九日的佔領，也無法爭取到實質成果；參與社會行動，可能會面臨牢獄之災。再做任何社會行動，有用嗎？「有朋友話其實做咩都係冇用，點解仲要做？其實我都答唔到佢點解要咁做，而係我覺得，就係要做，因為你唔做，你唔知道你會得到啲咩。」答得一如以往的堅定。
撰文：鄭靖而、關冠麒
攝影：葉漢華
news@nextdigita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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