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八歲的余英時，健康精神俱佳，仍天天在普林斯頓家裡寫回憶錄及編書。
壹些事壹些情
美國普林斯頓專訪，余英時的自由世界
為什麼要走千里去訪問余英時教授？
他跟香港的關係，不僅僅在於感情而在於價值的養成。
他的傳統儒家批判思考，貫通着西方的人文修養及普世價值。他對人有情，對不義政權，辛辣而清醒於政治現實。
普林斯頓小屋夜夜燈影，門內是學問，門外是匹配的行為，他對六四以來的中國流亡人士給予的幫忙及關懷，完全跟他學問的高度相稱。
幾年來幾次接觸，無論跟他說起深水埗桂林街新亞書院下面的歌舞廳、支持佔中、要守着立法會最少廿四議席，或是中國一百年來為什麼搞不好民主？他的答案總有最根本的學問基礎，看透時局的分析，和圓通的幽默。一切，都是為了公平的自由。
錢穆、胡適，多少思想巨人薰陶着他，那不是用來增添魅力，是提醒我們，不忘前人，不放棄將來。
認識余英時，認識一個道理：君子淡泊。
余太陳淑平說，丈夫是個開水泡飯也沒問題的人。
他童年時候曾於安徽潛山縣官莊鄉居住。群山環抱，與茂密松杉為伴，小河山坡安度一天，有時濃綠中祥躺草地，聽鳥語蟬鳴。少年成長讀書時期流行的共產鬥爭思潮，他不感興趣。
記者二○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到美國普林斯頓訪問八十八歲的余英時。冬天大學區公路旁樹林，像清癯的學人。進入距離大學不到十分鐘車程的郊區樹林，車上谷歌衞星定位首先認出榮休教授的門牌；清明樸拙之氣、飽學無求初始之心，只有人，才能感應。
屋小地大，雪後淺淺青綠一排竹林，伴在屋後。聽說這裡春天會有爛漫山花，五月天，白點淺褐色小鹿會來訪。腦裡留着幾多人、幾多年的想像了，還未踏出眼前現實，突然另一輛房車駛進來。女司機一張尖幼的臉胚，看着我們，車子駛到余宅屋邊泊好，不會有誤會了，她是余英時太太陳淑平。
想過好多趟踏入屋裡見主人的禮節，這一刻，只能立刻下車，適時跟余師母相認問好。記者早到約一小時，師母好想先招呼我們入屋，但教授說好上午不見客的，結果，師母再問一次，回頭還是對大家說：「他說按原定兩點半見面。」
猶勝哈佛贈款
余英時自香港中文大學前身新亞書院畢業後到美國哈佛完成博士學位，他在〈我走過的路〉一文說，哈佛六年半，安心讀書，接受嚴謹學術紀律訓練，糾正了一九三七至一九五五年間（即國內與香港讀書的日子）自由散漫、隨興所至的讀書作風。
當年哈佛燕京學社資助新亞書院院長錢穆編寫「朱子學案」，其後錢穆保薦余英時到哈佛讀書。錢穆後來感謝哈佛對新亞的協助，對方如此回應：「哈佛得新亞一余英時，價值勝哈佛贈款之上多矣。」此話記於錢穆《師友雜憶》。
史學鴻儒，余英時佇立美國學術界六十多年，約在一九八六、八七年從一位剛喪夫的女主人手上買下這物業，夫婦棲息樹林小屋三十多年，誤把浮雲當樹林（ 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的人，他都見過。他所說的儒家詩書寬大之氣，實則是品與學的大道理。在學術最深的範疇裡，沒有地域分野，只有精神氣度的分野。
正義感敲中心靈
拜訪鴻儒，心若登山，余宅是普林斯頓樹林平地小屋，沒有通靈小鳥引領，不可能知道那裡是智慧源頭。陳淑平像是余英時身邊一隻鳥，在旁邊繞來繞去。他的客人，在她吱吱細語下，知所進退。若果不是訪客平庸，總不會有老生常談。最記得女主人在訪問尾聲，站在大門裡，一邊看着余英時先生在屋外拍照，一邊淡如水在記者耳邊說。「他最重要還是 sense of justice（正義感），是不是，那是學不了的？」
當時候，記者也正看着余先生，沒有正面望師母，聲音回韻「 sense of justice」，像吹了一口氣似的，敲中心靈。余英時的正義感有跡可尋，他十三歲聽到鄉中營長貪污情節，非常氣憤，寫下一張狀告，結果惹禍上身，幾乎被營長抓去立刻槍斃，要躲避到族兄家裡去。
不要看余英時批評直率到位，他處世有人情，記者從電話至見面，處處感受得到。幼讀四書、戰國策、史記及唐詩，十歲多一點，看到私墊老師跟年輕寡婦鬧戀愛，秀才寫的兩句情詩，他一直記得：「春花似有憐才意，故傍書台綻笑腮。」
小書齋藏大學者
鄉間小孩子已成八十八歲歷史學家，記者首先在「小書齋」旁邊第一次跟大學者見面，他的笑容言談很快便讓人心安，大家坐在客廳開始訪問。穿着長黑裙及靴子的余師母，慢慢打點，擺好香茶，她拿着圓形紅嘴大水煲穿插各人之間，周章熱水，還能把握對談重點，靈巧可愛。
人與人，尤其兩個人之間，像余英時說，有時講平等是沒意義的，儒學與民主自由關係他都看透，但兩個人相處，經常 argue，如果投相反票，豈非永遠沒有結果？所以最重要還是 take care（關心）的問題。
余英時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論文四百餘篇，書稿萬千，按余太太確認，就是從來沒有寫過她，「那是我們之間的事情嘛。」活在大學者身邊，陳淑平在美國讀書後教中文，從沒想過要筆耕，「不不不，啊，一個已經夠了。」
做學問是關於思考，思考，一定要有自由。能跟余英時面對面交談，比閱讀他的書，自有不同驚喜。阡陌有情，相交走過的人太多，他這一代人，誰跟誰見過面，聽得人眉飛心跳。余英時這個人好看，因為，他的一生，永遠有經典人物穿插其中。
師承國學大師
首先，錢穆與胡適，跟余英時的治學生涯，近距離得很。國學大師錢穆是他老師，而父親余協中留學美國時，早跟胡適有交往，岳父陳雪屏，在蔣介石執政時期任台灣省教育廳廳長，其後任行政院秘書長，與胡適深交。有這樣的養分薰陶，治學明理，余英時心裡沒有權威。他在《重尋胡適歷程》一書，為中國現代追求自由民主學者治學歷程找脈絡，其中更為傳說中胡適沒有完成博士論文翻案。話說有一段時間，在美留學的胡適，經常陶醉在自己的精彩演說，疏於治學本業，康內爾大學教授拒絕批出博士研究獎學金，結果他轉到哥倫比亞大學。跌這一跤，令胡適痛定思痛，專心讀書完成論文，心裡也暗暗感激兩位對他當頭棒喝的學者。
「胡適我沒見過，我是看他的東西看得很熟，很小就受到影響這是真的。」余英時說。
「他不是也在美國嗎？」記者問。
「他在美國，我無緣無故去看他，沒道理嘛？我不大、我沒有看名人的習慣。哈哈哈哈。」
「他跟你爸爸有交往嗎？」
「他有交往，我父親看過他，在美國的時候。我最早看他的字，就是他寫給我父親，在我們鄉下，搬家搬到鄉下去了，胡適的詩，是他寫的。」
「還存在嗎？」
「現在沒有了，也沒帶出來嘛。和胡適的關係，因為都是安徽人，有一些交往，不過不多。」余師母問記者記得那首詩否，像是採訪準備的第一條考題。
「記得。但我不會唸，唸得不好。」記者好想唸出來，余教授馬上就唸出口了。
「風過鏡平湖，湖面生輕皺，湖更鏡平時，畢竟難如舊。為君生一念""好像是什麼，下面大概記不清楚了，有召即重來，還是什麼，八句，一查就查出來了。」
分清學術與先生
胡適那首詩《嘗試集 景不徙篇》，原來內容有十二句：「飛鳥過江來，投影在江水，鳥逝水長流，此影何嘗徙？風過鏡平湖，湖面生輕皺，湖更鏡平時，畢竟難如舊。為她起一念，十年終不改，有召即重來，若亡而實在。」
聽余英時說歷史裡的人物，開心記錄，可作花絮。尊師重道，治學好惡卻又非常獨立。話說余英時喜愛胡適，偏偏老師錢穆不喜歡胡適。「他們不同嘛，他說胡適攻擊中國文化，甚至共產黨引進都跟他有關係，所以錢先生面前，我根本不談胡適。後來他看我寫胡適，他也不滿意，哈哈哈。不過他也沒有跟我說一句話，沒有當面說過我，他表示知道我在寫胡適。我學術是學術，先生是先生，跟錢穆做學生一定要罵胡適？那沒道理嘛。我對胡適也有批評，不過那不重要。」
余英時還對記者說，老師錢穆不會寫詩。余師母問：「他寫過嗎？」余教授答：「寫過，很壞，不成詩。」會寫詩的人，容易得人歡心。至於有人樂於做「余粉」，原因太多了。余英時送記者兩冊英文新書《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學者 Josephine Chiu-Duke and Michael S. Duke寫的序，引證「余粉」不是虛構。書序評說余英時是「同代人中最出色的中國思想史家」，認為他有傳統士風，以言以行，為眾人之益，改善時弊，不遺餘力。「"the epitome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shi-intellectual" who never gives up his efforts to ameliorate social ills and improve public well-being, whether through words or actions」。序言又指出，在一般華文讀者群裡出現不同的「 Yu Ying-shih fan clubs( Yu Ying-shih fens tuan余英時粉絲團）」。
余英時做研究有基本觀念，不崇拜任何人，也不需要粉絲。「我只是看這個人，理解這個人在歷史上有什麼地位，有什麼作用。不是說我佩服他，要做他粉絲，我一直沒有粉絲，不做粉絲，也不要別人做我的粉絲。我很感謝別人願意做我的粉絲，但我是不鼓勵的。」眾人笑了。
「不鼓勵，要告訴別人了。但是他們還是看你的書看得很開心。」記者跟教授想法一致。
「那就表示大家意見很相似。」
中國為何一百年來搞不好民主
「是，真的。很多問題，有時候我思考過了，沒有答案，但是看你的文章就找到了。為什麼中國一百年都搞不好民主，因為『五四』不是已經開始很久了嗎？但是為什麼到今天還沒有呢？」
「是啊，所以我覺得最基本的原因是社會組織的問題。中國在政治上倒沒有 organized，西方 organized church有很大力量。雖然基督教後來也有反民主反人權的東西，可是他成為一個組織力量以後，就有各種變化了。文藝復興、宗教革命以後，各種新力量都起來了，都通過教會。」
他說部分英國人就是因為反抗國教才移民美國，美國民主自由，也是歐洲開明時代的變革走出來，西方走向民主社會了，但中國沒有這樣的內部組織。「他現在全力反基督教，把所有教堂都毀掉，把十字架拉下來。最近在陝西（或山西）發生這個事情，本來在浙江嘛，很多。」
余英時在《人民與民主》中〈民主觀念和中國菁英文化的式微〉一文分析過，中國一百年來民主沒有取得進展的原因，二十世紀中國菁英文化的衰退可能是其中之一，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菁英運動最後一次壯舉，如 Alfred L.Kroeber名言，那曾經是「一群天才」的年代，可惜五四以後中國陷入危機、革命及戰爭，四十年代以後，菁英文化明顯衰落，民主觀念也扭曲了。
普林斯頓面對面問道余英時，即時問，即時回答，大學者用事實透析心中道理，不要求逢迎，若有自己觀點，他更加喜歡。鴻儒學術著作約五十九本了，做學問至此，他還謹慎存疑，「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因為沒體力到圖書館找資料，他對記者說，已放棄研究唐詩與佛學的關係。對此他不感到可惜，也不要學生做他的工作，「學生畢業後就是朋友，他們自己走自己的路，不能要學生做我的工作。中國學生有的喜歡歷史，但不喜歡詩，不喜歡佛教，原因不知道。不是中國文化傳承的問題，中國文化太大了，東西太多，做不完的。」他認為總會有人慢慢做，日本人做的多得很，而且有的非常好。
在思想哲學上，余英時著名的學術觀點，是以天人合一看傳統中國的軸心突破，他將中國軸心世紀的突破和西方作對比，余英時認為中國在突破後的超越精神世界是內向的，可以簡稱為「內向超越」，與西方突破後的「外在超越」是兩條不同的文化道路。中國的超越世界——「道」——是「天人合一」的產品，即由人將作為價值源頭的「天」收入「心」中，所以在「內」而不在「外」。
他不信上帝，但儒家跨越宗教世界與人間世界，他視為一種信仰。
「我這基本也是儒家未知生，焉知死，對不對？」他不否定宗教，也尊敬別人的信仰，相信世界有一種不知道的力量，「最近（幾年前）在《論天人之際》提到這個問題，你們看到這本書沒有？那是我最後一本書。」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錢穆國史大綱，中學時代拿在手裡、看在眼裡，今天眼前活生生學者，正是錢穆愛徒。余英時原於北京燕京大學讀書，一九五○年元旦到香港後，在桂林街新亞書院考入學試，錢穆親自出題目，要他用中英文寫下看書心得之類的內容，老師看了試卷，立即取錄，最終成為第一屆畢業生。有一位培正中學退休中史老師、中大校友對記者說。最想知道余英時對中國及今後香港政治發展的看法。
習近平要做毛澤東
「中國共產黨決定用強力制服香港，香港屬於主權之內，外國人沒辦法幫忙。」他人在紐約，看香港都在看一個局，「鄧小平時代他很顧忌國際意見、批評，一手硬，一手軟，講人權就軟一點，現在他兩手都硬，根本就不接受你的人權，也不接受民主，也不接受自由，但你沒辦法，香港一大困難就在這裡頭。」
「怎樣走下去？」
「走下去，我認為他內部會有問題，但什麼時候我不敢說。我相信共產黨內部也有人不同意他這樣的做法。因為，現在習近平要做毛澤東，所以習近平的思想寫進憲法了，是不是？他要走一人專政，任何人不能批評他。我大陸的朋友，包括記者，如有對領袖有批評，馬上就把你抓起來。有人提建議，最近北京一個有名律師姓余的（余文生）剛剛被抓，他建議要多選幾個人做國家主席，不能一個人，就抓起來了。」
以小馭大，香港可以如何自處？「你要有人文修養，你才能抵抗共產黨。你不能靠暴力，你以暴制暴不夠他來，他有軍隊你怎麼辦？用槍你不就完了嘛？我認為任何政權，再強大也不能永遠專制到底，像他現在想做這個情況，所以他遲早會出問題。」
對共產黨沒任何幻想
他沒有看香港報紙，但他明白情況變化不大，「共產黨只有愈來愈緊，這個你挺清楚的，你只要抓住基本的情況，我對共產黨沒有幻想，換句話說。許多人都幻想，也許習近平上台一定會好一點，結果愈來愈壞。本來大家對江澤民不滿意，後來覺得江澤民好，胡錦濤時代大家又期望胡錦濤比江澤民好，實際上都是廢話，他的一黨專政不會放棄的。」他以歷史從未有過的新權貴階級來形容共產黨。
「很多人給共產黨賣力，整個家庭、個人前途都靠共產黨，他這是一個新的統治階級，你們也許記得從前南斯拉夫吉拉斯（ Milovan Djilas）有一本書講新階級《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共產黨變成是一個 New Class。他（中國）共產黨八、九千萬人是一個真正的統治階級，是從前中國沒有過的，皇朝時代也沒有的。皇朝的官是從考試來的，考試是相當公平的，你們沒有某種知識，你考不上，做不到縣官，做不到中央的官，皇朝全國的政權是公開的。」
現在的權貴階級，所有國營企業都在共產黨手上，沒有真正的巿場，私人巿場並不存在，這些企業跟資本主義完全不一樣，由國家控制，擁權的是共產黨的人，「你現在發財的人也好些是共產黨的親戚、朋友，關係很深的。所以你要看這個郭文貴，你知道郭文貴嗎？郭文貴是把他內部的情況，很徹底的報導出來。」億萬富豪郭文貴在美國之音「爆料直播」，內容涉及他對中國高層腐敗的指控，還提到自己為北京追捕逃亡貪官提供幫助等內容。「私人跟他合作你要聽話到底才行，你一不聽話，馬上變敵人。許多有錢人都關在監牢裡，或者殺掉了。你看富商被殺的有多少，被關被殺。」
「你從歷史去看，共產黨現在這個情況，你說的權貴階級是從來沒有的？」
「中國沒有過，外國也沒有過。哈哈哈，我們看到的希特拉或者史太林都沒有這樣的地步，都沒有到共產黨的地步。」
余英時對共產黨有強烈感知，看他在《二十一世紀雙周刊》(2017年 2月號）的回憶錄，看出端倪。他的族兄，也是官莊鄉唯一醫生，因為不肯被擺布，被共產黨人割喉殺死，余英時趕去，屍首仍放置井口旁。在意識形態上，余英時對共產主義有研究，但他認同 John Locke所說私人財產是文明的基礎。六四以後，不少民運人士都流亡到普林斯頓，包括劉賓雁，他籌錢幫忙好一些人士，近年的余杰及陳光誠，到美國後也跟他有聯繫，基本上，六四後他批評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沒有改變。
好些中國流亡的人，在在存念着余英時。幾多人出版書籍，都得他慷慨寫序言。余杰寫《劉曉波傳》，收到余英時傳真十多頁序言，看得非常感動。余英時的行為，跟他走過學問之路，完全相配。
牽動文化界圈子
記者出發普林斯頓前，短訊博學大狀兼真心「余粉」劉偉聰，請教他送什麼小禮物好，他轉而請教牛津出版社的林道群，就牽連到無限的文化學術圈子了。結論有趣，最終記者由攝影師帶領下，在紐約布魯克林區（ Brooklyn)港式茶餐廳買了兩隻可愛的燒鴨髀去探余英時夫婦。
話說嚴家祺探過余教授一趟，他寫文章，說余太陳淑平為了探望車禍後的蘇曉康太太傅莉，曾每週兩趟乘火車及計程車到維珍尼亞州。那裡有位烤鴨店老闆，也是歷史專家和政論家，敬仰余教授，特地做好燒鴨，跨州送往余府。今趟記者跟余英時談燒鴨，放在歷史裡頭，他只想起四九年以前的南京。
「我記得從前南京的燒鴨很有名的，我很喜歡。」余英時說那是四九年共產黨以前的南京。「燒鴨可以說是我喜歡的食物之一，但是我並沒有特別說我要吃燒鴨，我對吃很有限，從小就沒吃到很多什麼東西，在鄉下嘛。你喜歡吃東西都跟你小時候有關係，每一個人都一樣。」
其實師母有各種各樣的食譜，在特別日子或是節日，她也會用焗爐弄烤鴨。教授對太太的傑作，全盤接受。
「哈哈哈哈，她做什麼我都喜歡，很喜歡。」
「他是很隨便的人，給他開水泡飯都沒有問題。」
一世不長，一日更短，人總得找到一段能夠做好事情的時間。余英時從香港開始就習慣讀書的夜生活，挑燈閱讀，他喜歡晚上的安靜，從小就習慣。「我從 20歲左右，尤其在香港唸書時候，整夜不睡覺的，我們夜裡不睡覺的。」
人不運動哲學
「做什麼？」
「寫東西啊，我在香港寫很多東西。」教授現在習慣晚睡，每天看書，寫東西，看電視，工作到晚上一時至兩時，所以早上不願意見客人，就是起來了也不願意馬上見客人。
「我後來看錢穆先生，一九六○年吧，那時候他在 Yale給我寫過一封信，他勸我不要太晚睡覺，像梁啟超，這樣活不長啊，哈哈，我也沒聽他的話。」話說梁啟超當年在日本天亮才睡覺，五十多歲便辭世。余英時活到八十八歲了，當然有自己一套養生看法。
「你看我現在都快九十了，我走路什麼的還沒問題嘛，運動的人也不過如此，哈哈哈。」余英時除了歷史思想文化睡覺理論自成一家，也有一套不運動哲學，被師母評為強詞奪理。
「我說你每一天花那麼多時間去運動，把我唸書做事的時間都耗掉了，你抓不回來啊，是不是？你有把握活那麼長，是不是？愈活得久，腦筋就不靈光了。」
「但是你很靈光啊，你是怎麼保持？」記者問。
「沒有辦法，就是自然如此。沒什麼竅訣的，沒什麼養生""，我的意思是，要花那麼多時間在運動上，為了延長生命，還是為什麼呢？」
「為了寫作。」
「我能寫作就不需要嘛。」
香港的價值
中大榮休教授金耀基說余英時年輕時非常秀氣的，現在長胖了。兩人七十年代於中大相識，一見如故。這麼多年，他對香港有感情，都跟自由想法有關。余師母陳淑平說：「你住過什麼地方都會有（感情）嘛。他沒有興趣的就是共產黨政權統治的地方，不是那個地方，而是那個地方被共產黨統治了，就沒有自由了，也不能隨便思考了，也不能跟朋友隨便說話了。我想，你不會喜歡，我也不喜歡。」
陳淑平不要別人看丈夫很大學問，也不一定要意見相同。天天生活在一起，她明白這樣一個余英時：「他就是喜歡唸書，喜歡寫東西，他有很多自己的看法，雖然他的看法跟外面大多數人常常不相同，可是這是他基本的價值，事實上，他在香港已經養成了。」
六十八年前香港已能孕育余英時思想，香港人對自己的價值與力量，還需要懷疑嗎？
撰文：冼麗婷
攝影：曾漢楝
news@nextdigita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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