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語錄
神鵰俠侶 羅啟銳 張婉婷
羅啟銳與張婉婷一唱一和,語氣似《射鵰英雄傳》的周伯通與傻姑,很難想像他們拍攝過《秋天的童話》與《歲月神偷》。
說他們拍《捉妖記》更似。
拿過金像獎、金馬獎,甚至柏林影展大獎,仍然為籌集資金而煩惱。
「想拍自己喜歡的題材,就要有所犧牲。
除非你肯迎合市場,拍老闆喜歡的電影。
拍戲已經辛苦,還要拍不是真心喜歡的?
是不是更苦命了?」
拍過的電影,試過被北京「槍斃」,仍然堅持搏一搏拍了再算,拒絕自我審查。
活得不食人間煙火。
這一對相戀超過三十年的情侶,其實更似身在《神鵰俠侶》,是守齋守足十六年的楊過,與單靠蜂蜜也可維持生命的小龍女。
乜乜老闆
五年前,羅啟銳的半自傳電影《歲月神偷》,以六十年代的上環永利街作背景,在柏林影展獲獎。新作《三城記》,講安徽,講上海,講戰亂,離開香港,規模大了。因為,錢多了?「《歲月神偷》有好成績,你以為我會即刻搵到錢?《三城記》臨開鏡,老闆計唔掂數,難產了。拖三年,直到施南生出手,才成事。」
羅啟銳說,《歲月神偷》也不便宜,為李治廷弄兩個絕版書包,要重新造模鑄造,盛惠五千。「寫劇本時,怎想像到?我寫走難兩個字,很簡單,拍出來卻要砌幾個景。寫劇本,一說錢,就唔使寫。」
被同事譏笑唔知米貴的編劇,從來不擅長開源節流睇餸食飯。擅長的,多數已大富大貴。這次,到張婉婷補充:「好多電影人的確生活奢華,財源滾滾來,那是另一種生活模式。
「我們習慣了朝不保夕。似打擦邊球,有時打中,會幾爽。又不算慘,至少兩餐不致不繼,在片場有飯盒食。說不定,賺錢多的,壓力大,反而羨慕我呢?」小龍女得無話可說。
羅啟銳說,今日的國內電影業,一如八十年代的香港。投資狀態接近瘋狂,演員片約不斷。「是一個大型得多的八十年代,好多錢湧入來,我預測好快輪到黑社會入侵,然後冧市。」歷史不斷循環。
「個市場太好其實不健康,引來太多一竅不通的人。好多導演,我連他的名字也未見過,原來是乜乜老闆。」
槍斃
離開充滿萬惡(金錢)的大陸,死守香港,卻從來不是羅張二人的取態。初出道,《秋天的童話》,其實在紐約拍。「一九八九年,六四那一年,除了李瀚祥等老一輩的導演外,沒有新一代肯北上。我們上去拍《八兩金》,是最先返大陸的一個。」
以二人不問世事的個性,可以想像在大陸生存有幾困難。找姜文、鄔君梅等國內一線演員拍《宋家皇朝》,不是毛澤東的《開羅宣言》。「成本四千萬,等於現時的兩億。」當張婉婷身在大陸睇景,羅啟銳在香港大大小小電影公司拍門,年三十晚,最後一間,由下午四時等到晚上七時,當其他伙記在貼揮春,放煙花,秘書小姐走來跟羅啟銳說:「唔好意思,老闆話唔會返來了。」
「面前人人歡樂,我就連套戲開唔開到都未知,都幾頹喪。」羅啟銳仍然保持微笑。事隔幾年,拍《北京樂與怒》,講大陸的搖滾樂,角色造型披頭散髮,全身上下穿滿環,又講粗口,有領導人不高興。「要搖滾樂手唔講粗口,即係要人唔好出聲。」結果,被禁。「被禁後,電影在大陸的地下好勁,學生們常在深夜租放映室播映。幾開心吖,似地下英雄,哲古華拉。」
羅啟銳說,不打緊,每個偉大的導演總會被槍斃過。「觀眾會記得好的,忘記失敗的。」瀟灑得一如楊過被斬去手臂後仍能不計前仇。
孤芳自賞
足足十年,二人再沒有長片面世。「 Steve Jobs說過,感激給 Apple解僱,讓他由零開始,零負擔,才可以重新檢閱一下自己。」
張婉婷在電影學院客串教書,坦言不敢品題自己的作品,擔心新一代觀眾根本不認識昔日經典。「德斯汀荷夫曼( Dustin Hoffman)有次在大學向電影學生演講,不斷引述《畢業生》( The Graducate)。全場鴉雀無聲。他忍不住問同學有否看過自己的成名作。
「無人看過。」
情況就似跟一位年約廿五的美少女大談《秋天的童話》有幾浪漫有幾感人,她搖搖頭,連鍾楚紅是誰也不知道。「一齣電影與下一齣電影之間,都是一個低潮。每一個人都只紅到五分鐘。
「我現在是半紅不黑。」張婉婷解釋。不要以為神鵰俠侶真的清高得只願活在古墓,武林高手最愛追逐虛名。「讀書時,在紐約百老匯,有間很美的戲院,滿月時,大大的月光就在戲院背後,有條好長的人龍在排隊入場。
「當時,我在許願,有朝一日,我的電影,也能吸引一樣長的人龍。無導演希望觀眾少。
「孤芳自賞,只係無辦法。」
警告
新作《三城記》,講劉青雲為逃命,由山東逃到安徽逃到上海,依然對湯唯矢志不渝。劉青雲要唱京劇,他們沒有選擇北京的演員。「兵荒馬亂之下,流離失所,無人可以話自己是什麼人。
「何況,所謂三城,第三個城,是香港。把香港由漁村慢慢開天闢地出來的,就是五十年代戰後一班人。」用劉青雲就很合理。
羅與張於紐約大學相識,全班只有兩個香港人,邵氏過來揀蟀,為盡快埋班盡快開戲,在無甚選擇下合作。一合作就超過三十年,一相戀就超過三十年。這的確是《神鵰俠侶》的情節。
訪問當日,《玻璃之城》香港大學剛爆出校委會風波。羅啟銳一臉憂心:「互相分化、仇視、撕裂,我在香港生活幾十年,未見過。是很悲哀。
「初上大陸時,有朋友告訴我:『在大陸,要學懂一件事,有人走過來,先別信任,要懷疑他有不良動機。』香港,已有這種跡象。
「或者,還未可說是毀滅中,至少值得發出一個警告。」
羅啟銳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歐洲片、荷李活片,不少也探討學生運動。張婉婷補一句:「新浪潮因此崛起,我們在這個火紅時代捱過來,很多高官也是,但他們是否已忘了自己火紅的心?
「佔中是好好的電影題材。香港應該上到,可惜,大陸一定不考慮。」
續集
年過三十的,希望,一看到茶煲會即時聯想起《秋天的童話》。那是一個最光輝的時代,文藝片一樣可以賣座可以攞獎,周潤發不用扮小丑,鍾楚紅毫無人工味,而且有陳百強。
「最紅時,好多片約,不斷要我拍《秋天的童話》續集,好悶。」張婉婷死不屈服。續集從未面世,更浪漫。
她當時應該不會想像到在打後的日子,絕望到要放下基督徒的規條,走去拜車公,只為轉一轉風車,可以為自己帶來好運,找到投資商開拍《宋家皇朝》。
「紅一陣,跌低,又紅一陣,跌低的時候不必氣餒,做好準備,總有升高的一天。」說的,不是我們的香港。
撰文:方俊傑
攝影:胡春輝
攝錄:羅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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