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芬早年從大陸來港，她指一般草根移民欣賞香港的價值、文化，可惜被有錢內地人的劣質文化掩蓋，令香港人抗拒。
壹些事壹些情
來自大陸 難忍香港大陸化
德國人有個說法，德國是納粹黨第一個侵佔的國家，德國人是二戰第一批受害者，畢竟集中營裡面也有德國人。
同一道理，中國人也是極權下第一批受害者，平民百姓欣賞香港的文化、價值來到這裡，腰纏贓款的不作此論。
青年因東北發展案和公民廣場案被判入獄，代表司法失守，揭開霸王硬上弓的時代。避秦的人來到桃花源，一天打開門，他媽的秦兵就在眼前。
王惠芬 大陸強姦香港搵真愛
王惠芬（ Fermi）是融樂會創辦人，早在一九八一年從大陸來港，經歷了十六年殖民地時代，二十年特區歲月，對她來說回歸是另一次殖民，她說：「我覺得可悲，悲哀之處就是香港是一個進步、文明地方，被一個這麼落後、極權的國家統治，是一種再殖民，一種更加令人難受的感覺。」
兩害取其輕，英國殖民地當然風光過中國殖民地，「九七前我們被殖民，很多人覺得很羞辱，但畢竟我們面對是一個民主、人權和文明的國家，當然有些人覺得無論如何殖民都是對一個民族的侮辱，但現在我覺得回歸中國這種殖民更加羞辱，因為基本上將他最劣質的一套，不論政治上，做事手法，差不多深入我們香港每一個範疇。」
二○一二年香港政府推行國民教育，即是愛國教育，可是沒多少人願意和中共談情說愛，終於擱置，「中國內地不會承認對香港是殖民，無恥到認為我很愛你，為何你不愛我？但對香港人來說，你一個核突佬入我間屋強姦我，然後叫我愛你，但他認為強姦而已，沒說不養你，問題是你強姦我，我跟你沒關係，沒感情，連感情培養都沒有的時候，說不愛他，他真的傷心這才吹脹！」
她指外國也有愛國教育，因為人家國家愛得落，中國污糟核突土佬可不用客氣，「特區政府譬如特首由幼稚園開始要知道自己是中國人，我的感覺是你放過他們吧，由幼稚園開始被他們強姦。」
一三年 Fermi退出融樂會，翌年投入傘運，不時問年輕人何故犯險參與佔領，對方一個比喻打動了她，她引述說：「他們用了一個比喻，被中共捏着陰囊，捏到你痛，問你服我嗎？愛我嗎？我當然愛，當然服，否則捏死我，當然當中夾雜粗口。我覺得這個比喻很生動，但也是很真實的悲哀。」
「毛澤東食屎」
王惠芬十歲從內地來港，在這裡受教育，成為基督徒，回歸後創立融樂會，為少數族裔請命，沒有香港就沒有這份 CV，「如果今時今日我在內地，而我從事香港現在做的事，一定正在坐監，不知幾多次因為尋釁滋擾，譬如為少數族裔發聲，去聯合國投訴，公開地宣稱我是一個基督徒，上教會。」
她自言幸運來到香港，然而近年不幸患上子宮癌、乳癌，她卻嘆句幸運是我，如果比起劉曉波的話，「我慨嘆如果我坐監，我有病可能會死在監倉。」英國前相首戴卓爾夫人一句話令 Fermi打從心底裡同意：「中共在未來一百年不會對人類文明有任何貢獻。」
偉大的毛澤東也有句話：「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所以愛國教育沒市場），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王惠芬的外公是福建泉州幾條村以內唯一大學生，又做過國民黨記者，共產黨一到，他成為批鬥常客，外婆認定嫁給識字的人連累全家，雖然女兒有個知識分子愛人，硬將她許配兩座山以外一個僑胞。
那僑胞智障，生下五個子女其中三個腦袋不行，只有二女及老三王惠芬正常，一家常被鄰居嘲弄，「共產黨政權不但造成生靈塗炭大饑荒，對一些普通小市民婚姻終生幸福也有很大影響，例如我家就是。」
四、五歲時眼見毛澤東被神化，不住問媽媽：「毛澤東食番薯嗎？」媽媽不勝其煩，說：「食屎呀！」小女孩驚為天人，追問：「凍食還是熱食？食誰的屎？」媽媽亂說：「周恩來的！」王惠芬跑到街上大叫：「毛澤東食屎！」村長領導上門追究。
僑胞代表家中有點錢，有所謂華僑券，過年可以買一匹布做新衣幾件。根據中國人民族性，你跟我一般高矮那倒可以，你比我有錢或更窮就不可原諒，鄰居要麼看不過眼這家人，要麼上門借錢，其實爸爸在香港洗牛仔褲，媽媽決定離開大陸，八一年帶着四個子女來港，只有智障的四妹留下。
「他（中共）對我媽媽造成的苦難很惡劣，但另一方面若不是共產黨邪惡，我們沒有這麼大志向來到香港，他邪惡但是做了一件好事，來到香港我們很感恩，感謝上帝，能夠在香港生活是好幸福的一件事，所以我們要珍惜香港，不要輕易拱手相讓，將香港賣給中國大陸。大家看見特區政府偷偷哋一地兩檢，很多事出賣香港。」
應亮 全世界睇香港點死
導演應亮來自上海，向來拍攝成本低、市場更小的紀錄片，習慣朝不保夕，近五年更被內地部門追緝，流亡香港。
二○○四年初到貴境參加電影節活動，到埗前大抵聽過○三年七一遊行、沙士為禍，他憶述：「來了以後比較多聽到董建華下台是什麼回事，那時候比較有興趣，咦，香港實際上發生很多事情，我在中國的時候知道的完全不一樣，中國說○三年七一遊行是慶祝回歸嘛。」
當初應亮是以旁觀者角度看香港，「我十三年前來香港的時候，這邊的人很有禮貌，沙士剛結束，社會其實比較蕭條，可是蕭條之中還有一種秩序感，有一種理智，有一種 order，有一種秩序，還是有一種信心。」
一二年電影《我還有話要說》面世，生命從此拐了彎，話說○八年上海男子楊佳刺死六名警察，被判死刑，片子從兇手母親角度出發，未料觸怒有關部門，當時應亮在演藝學院擔任客席講師，只好待在香港，便衣公安南下找他有話要說，倒也沒有抓他坐洗頭艇上大陸，「五年前可能見一見面香港人聽到已經覺得挺誇張，現在不算了。」
幾年來多得朋友說項，工作簽證得以續期，「我五、六年前來的時候差不多是一一年、一二年，那時候的香港跟今天還是很不同，那時候的香港比如說反國教，還是有一股士氣，有一股很強的一種『我一定做得到』。」居留五年，從旁觀者角度變成市民定位，目睹香港變幻時，我們失去很多特質，「這個事情失去得太快，比我想像的快，現在失去的速度比我想像大概快兩倍。」
他認為最重要不是具體失去什麼，而是人心改變，「我覺得最可惜的，也是最嚴重失去的東西，是人的一種天真──我不知道用這個詞對不對──人的一種天真，或者不怕。」他認為現在人人都怕了，自我審查，政權還未出手便先退縮。
「香港就是劉曉波」
應亮慨嘆：「這種恐懼香港人以前很少，香港人很早給我的印象是不擔心，比較簡單、天真，因為對錯很清楚，法治很健全，司法是獨立的，總是有公平、安全的心理。現在不是，現在是什麼都怕，什麼都擔心，這個我覺得失去最可惜，因為人的精神會萎縮，人的精神會降下來，精神降下來就會變，行為社會就會變。」
例如某獨立電影節把電影分為敏感的和安全的，分別交給膽大和膽小的戲院老闆播放，然而膽小的老闆還是怕得半死，兩類電影怎能放在同一本小冊子上面？「這個就是很大的變化，這個就是自我審查，因為大家都恐懼。」
他解釋：「極權做事都是一樣，不只是中國，以前蘇聯、東歐都是一樣，就是讓你害怕，讓你知道我會動手，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讓你不知道標準，可是我一直讓你覺得我是有標準，好像有個標準。」所謂無形的手，「永遠是這樣，這是他的管理方法，讓你自己管理好，他的成本就很低，然後你的行動就會降低。」
他拍攝與社會議題有關的電影，很難選角，「包括我的朋友，《十年》也一樣，他們選角的時候跟我情況一樣，我非常理解演員，很多演員會自我審查，見面談一談：『這個電影劇本很好，我有興趣，但是我不能參加，因為內容的原因。』」
同一原因，應亮不獲演藝學院續約，本月起失去教職，「在香港演藝學院（ APA）我不是第一個，在整個香港教育來說， APA也不是第一個。」
他剛在台灣拍完電影，之前向當地工作人員介紹香港：「其實香港就是劉曉波，劉曉波判刑十一年，香港判刑五十年，所有人都覺得十一年後他會出來，五十年後說不定香港也自由了，其實十一年內會弄死你，這個沒有人知道。」
他說：「劉曉波癌症晚期快死前一個月，然後告訴你說，差不多了，其實不是十一年，現在開始只有一個月，那麼所有的人都很驚訝，開始直播他怎麼死，沒有人有能力救這個人，你看着他死掉結束。香港一樣，香港就是直播死。」
撰文：陳勝藍
攝影、攝錄：王晴鄭樹清
news@nextdigital.com.hk
|
鍾意就快D Share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