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在西營盤高街二號前參加悼念猶太大屠殺紀念儀式，「我不是受害人，我是幸存者。」
壹些事壹些情
猶太幸存者見證 登上往集中營的火車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星期二，從荷蘭北面 Westerbork中轉營到德國西北部 Bergen Belsen集中營的第一班火車開出，載着一千一百名猶太人的三等車廂裡，八歲左右的荷蘭猶太人 Micha Gelber，望着窗外皚皚白雪，不知道這一趟旅程是什麼回事。
十五個月集中營經歷以後，他一家與其他猶太人再次被德軍押上火車，離開集中營往東部去。這一趟，十歲不到的他害怕得要死。
近七十二年過去，二○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晚上，在香港西營盤社區會堂裡， Micha轉眼已八十一歲，死裡逃生的人，出席聯合國國際大屠殺紀念日儀式，擔任主講嘉賓。世界還在紀念被殺害的六百萬猶太人，但 Micha已經看生命微不足道，在曾是日佔時期刑場的會堂裡，最後唱起猶太歌曲《 Zog Nit Keynmal》：「縱然天地暗晦掩蓋蔚藍日子，請永不要看這是最後一程，⋯⋯從綠色棕櫚之地走到白雪茫茫⋯⋯⋯⋯。」
一切苦難恐懼早已埋藏，只有這一首歌，勾起幸存者久遠的感覺。從集中營到這一晚，生命遼闊之海跨過了，一程一程；罪孽世代，卻仍是一個接一個。他說魔鬼永遠存在，但我們仍然要相信人性，不可以放棄明天。
從二○○五年開始，聯合國把每年一月二十七日定為緬懷猶太大屠殺受難者國際紀念日。二○一一年成立的香港猶太大屠殺及[容中心，二○一二年開始為紀念日舉辦緬懷儀式，今年因為貼近農歷新年，儀式提早在一月二十三日晚上舉行。除了近二十國的駐港領事及兩任前特首出席，亦有本地中學老師主動要求帶學生前來參加，會堂坐滿約三百名中西參與者。
這一夜，首次參與的曾蔭權和太太坐在左邊最前排。董建華比他們更早來到，在右邊最前排與各國大使及 Micha寒暄。對猶太人歷史很感興趣的恒隆集團主席陳啟宗坐左前排，紀文鳳是座上客。記者在大會開始前半小時到場，在升降機裡遇上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
因為攝影師希望替 Micha在高街正門古老麻石建築外牆前拍一張幽深獨照，記者先問好 Micha滿面笑容的太太 Ria，然後走到老先生身邊說：
「攝影師好想替你拍一張重要照片，現在跟我到地下入口可以嗎？」
「當然可以。」
「現在就要去。」
「好，我們馬上去。」他爽快又紳士的表情，令人興奮。記者輕輕拉着他手踭，速步走出長長會堂通道，離開所有重要人物，在門外遇到猶太大屠殺及寬容中心司庫斯仲達（ Glen Steinman），他本來笑意盈盈，知道我們要到外邊，立刻緊張茫然又阻止不了，回頭再看他一眼時，只見他指指手錶，高叫：「只好用三分鐘啊。」
帶着八十一歲猶太老先生衝出「重圍」，好玩又緊張。雖然走錯一次路，最終順利抵達，在攝影師配合下，三分鐘離開，然後勁步趕回八樓會堂。這一回，記者倒是心急得很，一邊走，一邊叫 Micha冷靜，千萬不好跌倒。
「你要小心啊。」
「你也是啊。」直至進入升降機後，使命達到，鬆一口氣，記者打開一隻手掌要跟他的一隻手拍一下，猶太老先生配合着，並且露出得意的笑容。「難以想像你會在這個關頭跟我走下去趕拍一張照片。」其實他喜歡在鏡頭前接受訪問、記錄故事，頑皮笑說感覺自己像個明星：「這也可以打發一下時間。」
什麼最後關頭， Micha都經歷過了。正如他說過自己是有點人格分裂，一方面不特別重視生命，一方面很相信人性。一九三九年二戰開始，英國把居住在巴勒斯坦近一世紀的德國人囚禁，最終英德兩國協議，以願意回德國的被囚德國人，交換願意到巴勒斯坦的猶太難民。 Micha父母是錫安主義者，支持以色列復國，而且姊姊一九三四年已移居巴勒斯坦，於是 Micha一家申請交換計劃，獲發一張到巴勒斯坦的紅星證書。
一九三五年出生於荷蘭小鎮 Ede， Micha經歷排猶。六歲開始，外出一定要戴一枚黃星佩章在外衣左胸。當時的歐洲，猶太小孩不准上學，舉報猶太人踪影有酬勞，猶太人匿藏、被出賣、被趕出家宅。到最後，納粹德軍決定殲滅猶太人。 Micha一家人先從 Rotterdam（鹿特丹）被送到 Westerbrok中轉集中營，等候五個月期間，他看過原本載牛的卡車把猶太人載去死亡集中營包括 Auchwitz（奧斯威辛）和 Sobibor。「七八十人逼在牛車，嬰兒與九十歲老人放在一起，你看到就不存希望，他們不可能是去為德國人做勞役。」
初見受訓去殺人的 SS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他一家登上第一班開往德國 Bergen Belsen勞役集中營的火車，「剛抵達車站，那裡跟我們在荷蘭的世界完全不一樣。帶着兇猛惡犬的「武裝黨衞隊」（簡稱 SS），他們被訓練去憎恨去殺人，對着我們大聲喝駡，我和哥哥怕得瑟縮在父母身旁，才能有一點安全感。往後，我們要沿着鐵路走七公里，約是兩小時，就到 Bergen Belsen集中營。」他依稀記得那大概是早上十一時，在一個小空地廣場邊緣，布滿鐵網，他們慢慢找回屬於自己的行李。
「你記得在火車窗外看到什麼？」記者問。
「郊外景色。」
「你當時想什麼？」
「想不起了。我與父母哥哥們一起，大概想將來會怎樣，我們期望用證書到以色列（當時是巴勒斯坦）」。那是一月，滿是雪，德國西部是很漂亮的地方。「但當時我們看到田野，就只會希望有東西可以吃，常說：得食物不要得病（ don't get sick and get food），繼續生存最重要。」
因為拿着紅十字證書，納粹德軍會讓他們繼續生存才能交換被囚德國人。「但他們不會餵飽我們，也不會理會我們生病。每天早上只有小片牛油果醬麵包，晚上是如水的湯及一點甜豆。」缺乏營養，四、五個月下來，已瘦得像骷髏一樣。十五個月集中營生活，他十歲不到，不畫畫，也不會寫下什麼記錄，只在營房四處走動。「我父親是工程師，他負責建營房及沖涼房，我有時會玩一下捉迷藏，同時希望找到食物。」
一堆一堆屍體被活埋
他記得，每天都要步操，讓德軍數算人數，嚴防逃走。後來被關的人愈來愈多，增至六萬五千人，營房的床位由兩層變三層，以往三百人用兩個廁所，惡劣環境更差，男男女女無法再顧及尊嚴。 Micha曾患大病，最終生存，但戰前認識的一對孿生女孩，在營中耐不住死去了，然後，他看着平日前後左右的人都死去，一堆一堆屍體被活埋，匯報給柏林總部的數字，每天有三百五十人死亡。後來從奧斯威辛集中營調過來的指揮官，決定處理 Bergen Belsen，在它被解放前的四、五天，用三列火車把約七千五百名猶太人載到東部，包括 Micha一家。
「回想登上往集中營的火車，你害怕嗎？」
「第一班從 Westerbork到 Bergen Belsen列車，我望向車窗外面，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但第二次戰爭快結束的火車旅程，又是另一回事。我很害怕，經常害怕會死，一直害怕至不再害怕。」集中營裡，生命微不足道，至被押走時，又是吉凶難料，「你不能想像，我們離開集中營三、四公里，仍在德國境內，火車啟動，很大機會被英國美國空軍轟炸，因為他們不知道那是運載囚犯的列車。最初，火車被截停攻擊，十五人被殺，大家非常害怕，我與哥哥躺在火車地上，爸爸用身體遮蓋我們。」最終，他們一家人穿越了暗晦，在一個密封車廂被俄軍救走。
九五年發現猶太人財產檔案
Micha一家最終逃出生天，到了以色列定居，因為沒興趣讀書，接受技術訓練，後來才到美國讀大學。他為以色列一間紡織公司工作，後來調到荷蘭，五十八歲退休後，一直致力到學校講述猶太大屠殺經歷，又開展不同計劃，為猶太社群追討戰時被吞佔的財產，二○○四年荷蘭女皇對他頒發榮譽勳章 Knighthood in the House of Orange。
大是大非的歷史裡，有恩必報，有債必償。戰後， Micha一家討回祖父在鹿特丹的漂亮現代大宅，後來賣掉了。至於交給非猶太朋友保管的少量財物，只能拿回漂亮有琥珀的古董櫥櫃，運回以色列的新居。
約於二○○○年， Micha在荷蘭系統地參與追討猶太受害者遺留的財產，「因為我們找到記錄，諸如銀匙、鐘錶、珠寶或是什麼，在 Westerbrok把它們交給有關部門管理，再存到阿姆斯特丹。但這部門在六十年代關閉，他們有一盒盒寫滿記錄的紙卡檔案，當年猶太人被充公的貴重物品記錄，沒有被銷毀。一九九五年至九七年，一批學生在一幢大廈頂樓，發現這些記錄。那是醜聞，死去的猶太人留下珍貴的東西，被荷蘭負責機構裡的人分佔了。」
Micha說，當時猶太人把所有貴重物品交給德國納粹政府，所有猶太人的財產，銀行存款、保險金、股票、藝術品、畫作、珠寶、傢俬及公司，都被充公，包括飛利蒲（ Philips），很少人知道是猶太人創立的。
「一九四二年開始充公，他們被殺前充公財產，德國人把財產記錄。」
「為什麼德國人還要記錄，難道真打算交還？」記者問。
「啊，他們要向柏林總部匯報。」 Micha說，若是被運到死亡集中營例如奧斯威辛或是 Sobibor集中營，金牙都要交出，鑄成金塊，這是納粹財政來源之一。
荷蘭著名猶太藝術代理商 Goudstikker家族，當年舉家逃亡至英國，男主人在船上被殺，戰後，家族後人一直追討約二百幅家族擁有的名畫，最終二○一○年法庭判荷蘭政府應交還畫作，二百幅分別放在荷蘭博物館、政府首長辦公室及大使官邸的名畫，六十年後才頒令歸還猶太原主。 Micha說，這批頂級荷蘭及歐洲著名畫作，估計過億歐元。
戰後五十四年，他與其他荷蘭猶太領袖及移居以色列的猶太人，跟荷蘭的銀行、保險公司及交易所展開艱巨談判，結果在二○○○年成功追討約四億歐元，並將八成款項平均分配三萬五千名猶太人，他們都是能證明一九四○年五月十日至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期間在荷蘭最少住過一天的幸存者，餘下約兩成賠款，撥給以色列猶太組織發展其他社區計劃。按他所說，美國經常有猶太索償會議，由世界錫安組織負責，他們亦在波蘭、德國、捷克及羅馬尼亞追討數以億計德國馬克。
堅持人道也知魔鬼存在
「為受害者討回財產有特別意義嗎？」記者問。
「很簡單，就是因為錢是我們的。很多非猶太人，因為被納粹勞役，也向德國人追討賠償。你欠我的，我欠你的，都應該要拿回來。」
了解猶太幸存者需要敏銳心靈，有一些過去，是無法重塑讓人了解的。而有些我們認為重要的東西，原來他們另有看法，例如生命。「戰後，我父親叫我們回到工作去。我經常往將來看，不要回望，不要讓過去影響你的將來。我不特別重視人的生命，那是微不足道、價值是零，但我仍然相信人性，魔鬼是永遠存在，人永遠互相殘殺，仍然如此，看看世界四周發生的，在敍利亞、伊拉克、阿富汗、柬埔寨及緬甸。」
幸存者看世界，是樂觀也是悲觀的。他認為人是很殘忍的動物，看敍利亞戰事死去五十萬人，阿勒坡慘況，沒有人挺身而出，在黑暗的地方，世界好像已經沒有英雄。「這樣的人，可以統治敍利亞五年，殺害自己的人民，仍然受伊朗、土耳其、俄國及黎巴嫩保護，所有人都保護罪犯。雖然沒希特拉邪惡，但終究是罪犯、大罪犯。」
一家幸存，他說無權寬恕德國罪犯，但一切事情，他也無法忘記，正如德國人也會銘記歷史。 Micha印象裡，德國人很少會問上一代做過的事情，上一代戰爭，慢慢死去了，求恕與原諒，雙方都不用宣諸於口，「試想想德國女總理默克爾，為何會收容過百萬難民？」
大屠殺教育感動年輕心靈
大屠殺之於教育，是感動心靈，是關於人道公義與憐憫。 Micha頭腦清晰，動作靈活，上月下旬應香港猶太大屠殺及寬容中心邀請，來香港逗留了十天，巡迴十一間中學及大學，向約一千八百名本地及國際學校學生演講，讓香港年輕人面對面聆聽及討論大屠殺及戰爭問題。該中心教育總監李家豪收到一些中學老師事後反映，學生都很詫異自己對如此重要歷史毫無頭緒，「有十四歲學生對我說，一邊聽 Micha分享時，一邊問自己，為何一直未聽過猶太大屠殺？點解？」
一月二十二日晚上， Micha在李寶椿聯合國國際書院分享集中營經歷及對戰爭的看法，百多名學生來自世界不同地方，包括受過殘酷戰火洗禮的國家，例如也門、西撒哈拉及利比亞，在年輕凝聚的眼神、持久的鼓掌聲裡，學生明顯被深深打動， Micha成了學生心裡的倒影。伊拉克同學問他如何撫平失去朋友的傷痛，波斯尼亞女生想知道他還會不會告訴別人猶太身份，香港學生梁鉦浩，甚至希望將來加入聯合國工作，要糾正大國否決權的運作制度。國際秩序，是你死我亡、爾虞我詐的詭譎政治，但最少，年輕的心，接受不同文化種族溝通的重要性。
Micha回到荷蘭後，在電郵告訴記者高街會堂那一夜的感受：「對戰爭舊事，我沒有特別情緒，一切感覺，都已留在 Bergen Belsen，只有最後的那首歌，讓我想起集中營的環境。」從綠色棕櫚之地走到白雪茫茫，他說過，沒有多少被火車送到集中營的猶太孩子最終能夠活着。
多年前，有一位年輕猶太記者為達拉維夫一份報章訪問法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Francois Mauriac，兩人談到德軍佔領的往事， Mauriac說，妻子曾告訴他，見過一列載滿猶太小孩的牛車從 Austerlitz火車站開走，之後，法國作家腦裡無法不想起這個景象。
「我就是火車上其中一個小孩。」猶太記者回答他。這位記者，後來也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是 Else Wiesel，去年七月在美國離世。他曾經說過：「我不再要求什麼，也不能再為什麼哀傷，⋯⋯我睜開眼睛只有孤單一人，在極度孤單裡，無神無人，無愛無憐憫。」
猶太文學家信仰的崩潰，卻令法國文學家更相信愛，相信千萬猶太人之死，令一國重生。幸存者故事，對每一個人，都有意義。
撰文：冼麗婷
攝影：胡智堅
news@nextdigita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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